“我这个人看不出多大的亮点。我的一生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找油’，三个字‘找油气’。”中国工程院院士邱中建话语铿锵。

    寥寥数字，勾勒了他为我国石油工业奔走的一生。从松辽平原到渤海湾，从南海之滨到塔里木盆地，从大庆油田、胜利石油到四川油气田，从海洋石油勘探到塔里木石油会战……

    “我对找油很感兴趣，因为有层出不穷的新情况等待探索。”回望70余年的勘探生涯，邱中建始终怀揣这份热忱，奔走在中国石油工业的最前线。

    7月9日，第十六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在京颁奖，邱中建荣获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

（图为邱中建观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并在大庆油田发现者纪念墙前留影）受访者供图

打破“贫油论”枷锁

    邱中建和石油事业缘分的起点，是一块石头。

    1950年，邱中建考入重庆大学地质系石油地质专业，在普通地质学的课堂上，地质学家刘祖彝问道：“同学们，你们看石头怎么看的？是一堆一堆的，还是一块一块的？”

    “这都不对，石头应该是一层一层的。”刘祖彝一番话激起了邱中建的求知欲，他下课后跑到校园附近的嘉陵江边，发现果然是一层砂岩、一层泥岩平行叠置在一起。

    “这是我进入地球科学这个大殿堂的启蒙教育。”数十年后，邱中建依旧无比感慨。从层叠的岩石出发，他开始踏上用一生“找油”的征途。

    1957年，这位24岁的年轻人接下了一项重任，担任石油系统首支松辽平原地质综合研究队伍——松辽平原地质专题研究队队长，带领7人小队，搜集松辽平原以往地质资料及地球物理资料，系统开展野外地质调查，评价该盆地含油气远景并提出下一步工作意见。

    当时的松辽平原条件艰苦、人烟稀少。队员们白天背着地质标本，负重前行，晚上在老乡家中的“对面炕”和衣而睡，夜里与蚊子、臭虫为伴。时逢东北雨季，道路湿滑，队员们常常摔得满身是泥，衣服一会儿被雨淋湿，一会儿又被太阳晒干，苦不堪言。

    “这个地方有没有生油条件，有没有储油条件？有没有石油构造？”带着这些问题，他们跑遍东北三省，系统观察典型地层剖面并采集样本，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松辽平原地质条件优越，是一个“含油远景极有希望的地区”，并初步提出了可供选择的基准井井位。

    当时的邱中建无法预见，这一提议足以改变中国石油工业格局。

    1958年，经过石油部和地质部相关技术人员的反复讨论、协商，最终将大庆油田发现井——松基三井的井位定在大同镇长垣高台子构造上。

    松基三井打到1100多米深，就发现了油砂。听到这一喜讯的邱中建，从北京被派往现场“蹲点”，参与并组织该井固井与试油的全过程。在井场的四个多月里，他和钻井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固井施工时，他亲自上阵扛水泥，衣服上都沾满了油泥。

    1959年9月26日，随着井筒里的清水被一桶桶捞出，成功喷出工业油流，一股独特的油香随之散开，整个井场一片欢腾。由于时值国庆10周年，这个油田就此命名为“大庆油田”。

    “当时心情真是非常激动。”对邱中建而言，这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时刻，大庆油田的发现，彻底打破中国“贫油论”的枷锁。

“向深蓝进军”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全国掀起的大规模矿产勘查热潮中，神秘浩瀚的海洋，闯入了大众视野。

    1960年夏天，我国成立了第一支海上物探队，然而，直至改革开放前夕，在海上“找油”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海洋石油工业几乎一片空白。缺资金、缺技术、缺装备，这是阻挡“向深蓝进军”的客观难题。

    与此同时，与外国开展的石油合作，也引发了不少非议，甚至有人上书中央，指责合同条款让国家吃了大亏。关于“海洋油气资源对外开放是爱国还是卖国”，一场激烈的讨论就此展开。

    1981年3月23日，一场气氛严肃的论证会在北京举行。邱中建作为专家之一，与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了讨论。

    会上，时任石油部副部长秦文彩从八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中外合作勘探开发海上石油吃不吃亏”等问题：勘探费用由外方独自承担；固定资产最终归中方所有；中方享有固定比例的原油留成……

    当一项项数据、一个个事实，被逐条摆上台面，“卖国论”等论调不攻自破。同时，经过集体论证研讨，中央也充分肯定了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进展。

    “经过这一个小插曲，我们对海洋石油资源对外开放合作的信心反倒增强了。”邱中建说。

    此后，他不仅参与组织了首轮海上油气国际招标的技术谈判，还带头学习国外先进的油气资源评价方法与地震解释技术，推动发现了流花、惠州、绥中36-1等一批大中型油气田，更将先进勘探理念推广到陆上油田，让海洋石油成为行业对外开放的“窗口”。

    “对外合作与加强自营勘探‘两条腿走路’，不仅仅自己能够长本事，独立自主地解决海洋油气资源开发遇到的难题，而且也能克服潜在的风险。‘两条腿’可以互相依存。”邱中建总结道。

   奔赴“死亡之海”

    1989年，56岁的邱中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领导塔里木石油会战。

    “这是我一生中最具有挑战性的经历。”身经百战的邱中建，竟一时也无从着手。尽管塔里木盆地油气资源丰富，但复杂的地质条件，以及被流沙、戈壁覆盖的地表，给了邱中建无数意想不到的困难。

    如何找到藏在“死亡之海”里的油气资源？邱中建费了好一番功夫。

    塔里木盆地的探井深度一般在五六千米，每一口井投入的资金、时间、人力都很巨大，这让作为指挥的他压力倍增。对此，他主张推行“新体制、新技术、高水平、高效益”的“两新两高”方针，用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吹响了征服“死亡之海”的冲锋号。

    然而，更大的挑战在库车山前。不仅地面条件差，全是山和冲沟，光是行走就极为困难，更别提携带地震设备，同时，地下地质条件复杂，很难选定钻探目标，被称作“勘探禁区中的禁区”。

    1992年后，根据少量地震资料，邱中建带队耗时两年多的时间，打了一轮深井，却一无所获。

    “已经打了3口空井了，还要再上3口，投资都不低，要是再失利了怎么办？”邱中建的心里也不免打起了鼓，但作为地质专家，他又十分看好库车地区的油气地质条件。

    “只要井打准了，一定有大发现。”他将这一直觉称作“黎明前的黑夜”，并顶住压力，主张一次性部署三口探井。

    现实没有辜负他的坚持。1998年，克拉2井喷出高产气流，呼啸汹涌的天然气像天上的彩虹一样，让人热血沸腾。邱中建当即兴奋地赋诗一首：“彩虹呼啸映长空，克拉飞舞耀苍穹。弹指十年无觅处，西气东送迎春风。”

    从1989年到1999年，邱中建与“死亡之海”共度了十年光阴，这也是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工作大发展的十年。

    轮南、桑塔木、解放渠东、吉拉克……11个大中型油气田被相继探明，还发现了哈得逊、克拉2等大型油气田，十年累计生产原油2300多万吨，在风险勘探阶段，就收获良好的经济效益。

    而在石油勘探之外，还有一条贯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生命线”，见证了邱中建的努力——这就是全长 522 公里的塔里木沙漠公路。

    1993年，在邱中建的统筹推动下，该公路正式开始修建，仅用两年时间，就克服在流动沙漠中修建等级公路等一系列难题，创造了世界最长的贯穿流动沙漠的等级公路。

    这一公路的贯通，不仅加速了塔里木盆地油气资源的勘探，也带动了新疆的经济发展，是新疆人民的“希望之路”。

“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

    塔里木石油会战，是邱中建参加的最后一次会战，但他“找油”的步伐并没有停止。

    2003年，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侯祥麟主持下，邱中建参与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项目，与百余名专家学者合作，围绕我国油气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和关键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以及跨学科、跨部门、跨行业论证。

    经过一年探索，形成综合研究报告《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全面分析了我国油气资源的供需态势，提出关于我国油气资源2003至2020年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指导原则和政策措施等。

    同时，邱中建还特别注重我国天然气发展，明确指出2030年前，大力发展天然气是我国石油工业“二次创业”的重要机遇，天然气产量将会超过石油，与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一起成为清洁能源发展的“三驾马车”。

    此外，邱中建还指出我国非常规天然气发展潜力巨大，建议用20年时间将非常规气发展作为天然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制定了我国致密气和页岩气发展路线图。

    “我这一辈子就是在找油。”80岁生日时，他用“找油”二字，生动概括了自己与中国石油工业同频共振的一生。“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这不仅是一句简单的歌词，也是他毕生践行的信念。

    这份理想信念，支撑他跨越了无数坎坷与挫折。望着新一代石油青年朝气蓬勃的模样，他也寄予了殷切厚望。

    “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也应该‘闻油而喜’，要热爱石油。”回望自己的一生，邱中建有个深切体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遇，但成功的机遇往往降临在那些锲而不舍、勤奋探索的人们身上。”

    这些满怀热爱、刻苦钻研的年轻人，同样承载着我国自主创新的希望。

    “石油工业的发展就是靠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支撑。”邱中建直言，“我国要建设成创新型国家，需要大批年轻的具有创新能力的科技人才作为中流砥柱。”

    半个多世纪以来，邱中建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孜孜以求，也见证着更多“找油人”为我国能源事业接续奔赴、不懈追求。

    “如果有来生，我还会选择找油这条路，永不后悔。”邱中建坚定地说。

（ 赵宇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