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时。窗外细雨霏霏，恍惚间又想起老师李文华先生伏案工作的身影。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三年多，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时常浮现在眼前。

我常想，先生这一生，似乎总是在“求索”。中学时代，一本介绍美国国家公园的小书，点燃了他对大自然的向往。大学期间，他背着行囊走进橡胶林调查；工作后，又踏遍了小兴安岭、大兴安岭、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他曾对我说，野外考察时最怕的不是苦累，而是“看不透”自然的奥秘。

先生是新中国第一批走向国际舞台的科学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等多个国际机构担任过要职。但他最在意的，始终是脚下的这片土地。20世纪80年代，他在江西千烟洲开辟红壤丘陵试验站，带着团队探索“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当年的千烟洲是荒山秃岭，如今已是漫山橘园。每次路过江西，他总会念叨：“那片林子该挂果了吧？”

先生总说自己“不专一”——从森林生态到资源保护，从生态农业到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一变再变。可我知道，他不是变，是跟着国家的需要变。上世纪70年代，国家需要开发西部，他带队挺进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为资源开发提供了第一手科学依据；80年代，国家需要发展农业，他又一头扎进生态农业研究，推动建立了我国生态农业的理论体系；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他率先将这一理念引入中国，并开拓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他曾笑着对我说：“我们这代人，习惯了服从组织安排。但做着做着，也就爱上了。”

先生常说，搞生态的人，心里要装着“长远”。他推动的生态补偿机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哪一项不是功在千秋的事业？如今，老师不在了。但每次走进山林，我总会想起他的嘱托：“搞生态的，脚上要沾点泥，心里要装着老百姓。”这或许就是老一辈科学家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不是那些头衔和奖项，而是一种态度：求真务实，心怀家国，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窗外春雨依旧。先生，您放心，我们这些学生，会继续走好这条“绿境求索”的路。

（供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某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