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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甘平庸,所以一直向前
——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

来源:办公厅宣传与政策研究处   发表时间:202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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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彭薇    2022-12-23

 

    ■本报记者 彭薇

 

    王红阳

 

    山东威海人,1952年出生于江苏徐州。肿瘤学与分子生物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主任医师,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主任,海军军医大学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肿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在肿瘤的信号网络调控、早诊分型、肝胆诊疗新策略研究与转化应用等方面有重要建树。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3号楼6楼,出了电梯,离得最近的一间房就是王红阳院士的办公室。

 

    25年前,她从德国回国,在恩师吴孟超创立的新医院里创建了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实验室,就放在这幢楼的4楼。“吴老开了一辈子的刀,他很清楚,一台手术只能救一个人,加强肿瘤的基础研究是攻克肝癌的关键。”

 

    在成为一名肿瘤分子生物学与医学科学家之前,王红阳当过机关文员,参军到野战医院当战士,考军校当过内科医生。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放在70岁的王红阳身上,再合适不过。她说自己常常自讨苦吃,又自得其乐。我们的交谈,就从她的“自讨苦吃”说起。

 

    尝到了吃苦的甜头

 

    解放周末:自讨苦吃,您觉得和自己的性格有关?

 

    王红阳:每个人的一生如何度过,取决于他对人生的思考和做事的风格,或者说性格。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有很多想法,还会决断地付诸行动。可以说,每次的人生转折,都是我自己的选择,也常常是一种自讨苦吃的选择。

 

    我在南京长大,第一份工作是南京某区委文教卫生科的科员。很多人觉得“坐机关”稳定,一辈子有了铁饭碗。但没工作一个月,我就坐不住了,始终觉得这种安稳生活不是我想象中的人生。

 

    我对部队大熔炉的生活有一种期盼之情,就想方设法要参军,但是当时只能去大西北的野战医院。我父母觉得这种想法不靠谱,人家也一直问我“你愿意吗”,可我毫不犹豫要去当兵。当时,我给区委书记写了一封信,退回了第一个月的所有工资,表达我要离开的决心。

 

    解放周末:大西北的艰苦条件没能拦住您?

 

    王红阳:完全拦不住。

 

    大城市干部家庭的生活没有了,铁饭碗放弃了。17岁那年,我拿着父亲给我的钱,买了张火车票,坐了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去兰州。来不及感受大西北的荒凉,领了军装,我被分到甘肃平凉六盘山下的野战医院当战士。为了这个决定,我吃了很多苦。但我不爱抱怨,面对事情积极乐观,对生活始终充满向往之情,靠这样的信念坚持了下来。

 

    解放周末:后来又是怎样踏上学医这条路的?

 

    王红阳:参军之后没几年,我父亲查出来肺癌,我第二次回家探望,父亲已经病危,医生说没有办法医治。等着亲人咽最后一口气,丝毫不能帮助他,这种滋味太不好受了,我心里暗下决心要学医。

 

    1973年,“文革”期间工农兵上大学唯一一次恢复考试,我就参加了这届高考。虽然读过南京的试办高中,但我数理化功底薄弱。我没日没夜地学习,结果考上第二军医大学,当年是兰州军区考得最好的。大学毕业后,我到上海长征医院当内科医生,成了“南京路上的女大夫”。

 

    解放周末:兜兜转转,您又回到了大城市。是怎样的机缘让您结识了吴孟超院士?

 

    王红阳:这还是和我的“自讨苦吃”有关。1977年5月,我在长征医院当医生,当时第二军医大学希望加强国际交流,成立了英语中级班,规定主治医生以上级别的人报名参加。我那时是住院医生,就跑去找院长,半路上拦住他,建议让住院医生也参加选拔。院长问“理由呢”,我说,我们年轻,学东西快,年长的主治医生可以直接培训,医院也应该给年轻人机会,通过考试录取。经过讨论,医院同意了我的建议。

 

    为了学英语,我花了1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本英文原版书《西氏内科学》,每天下了班,拿本大方砖一样重的原版书,对照着翻译,日复一日,感动了长征医院呼吸科的著名老教授邓昆,他是教会学校毕业的高材生,每次我翻译好了,他都亲自批改,帮助我提高英语能力。

 

    人的一生会碰上很多机遇,认真努力的人更能把握机遇。20世纪80年代,吴孟超是第二军医大学的副校长,他组织了中德医学会的年会,当年这种规格的国际会议比较少,他从长征医院、长海医院选了一些英语能力强的人,成立大会秘书组,负责外宾接待等工作,我被选进秘书组。就是通过这次国际会议,吴老注意到了我这个小医生。他当时评价我“做事很认真,能力强”。后来,中德医学会在全国选派10人赴德攻读医学博士,吴孟超和裘法祖两位老前辈联名推荐了我。

 

    正是在德国留学工作的10年,坚定了我一生认定的事业选择。回过头看,我的人生就这么一环环接上了。参军、考大学、当医生、出国、在德国学德文攻读博士……我好像不甘心安逸地走寻常路,又总是不放过自己,但每一次的进步,都让我尝到了吃苦的甜头。

 

    做生命基因的破译者

 

    解放周末:在德国留学期间,您接触到了生物信号转导这个新兴学科。

 

    王红阳:是的,我在德国的第二个导师就是研究生物信号转导的,这门学科非常前沿。当年回国建实验室,有人听说我研究“信号转导”,还问是不是搞电信的。

 

    生物信号转导就是研究基因的“语言”。细胞的命运,包括生长、分裂、衰老、癌变和死亡,有许多基因的参与,形成了生物信号传递网络。通过对生物信号调控的研究,可以从异常中发现规律,从而找到破解肿瘤等疾病的基因密码。

 

    我选择研究肝癌,因为中国是肝病大国,发病率和病死率都非常高。我所做的研究,通俗点说,就是研究为什么会生肝癌,怎样发现早期患者,怎样找到肿瘤的标志物,去早诊和阻断恶性信号,阻断癌症的发生和提高疗效。基础研究一旦和临床结合起来,可以把肿瘤患者从人群中预警筛查、诊断出来,及早进行干预。

 

    我的德国老师乌尔里希教授因为从事肿瘤信号转导研究,成了第一个靶向治疗乳腺癌药物的共同发明人,由此获得拉斯克医学奖,还6次被诺奖提名。他的前沿研究思路和开拓性工作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影响。

 

    解放周末:当时在德国的发展机会这么好,为什么选择回国?

 

    王红阳:当时,吴老(吴孟超)创建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希望我能回国加入新医院。知道我在德国干得不错,他没有强求我回来。但当年我是他和裘老联合推荐出国的,我的成长离不开他们的帮助,吴老有需要,我当然愿意加入助力。

 

    德国导师也在挽留我。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决定就在上海建一个中德国际合作实验室,“去上海打出一片新天地”。那时,我对自己将来能不能在上海站住脚没有很大把握,但一种做开拓性事情的强烈愿望促使我回国。

 

    当年,我们在德国科学院马普团队先后接待过许多中国代表团,很多领导及路甬祥、白春礼、强伯勤等院士们都和我聊过国内飞速的发展变化,以及对科研领域基础研究的需求与重视。当时,路甬祥院长等邀请我去中科院做信号转导研究,但回国走了一圈后,我还是选择把实验室建在吴孟超院士的医院里,希望能做更多的为患者服务的工作。吴孟超院士很豪爽,他对我说,你回来,我把医院的一层楼都给你用。我和德国导师一起申请了经费和仪器。1997年,我就带着一集装箱的科研仪器和200多万元科研经费回到上海,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扎下了根。

 

    解放周末:把基础研究的实验室建在外科医院,这在当时是一个很特别的决定。

 

    王红阳:当时大家都认为做研究应该去中科院,但我做的基础研究着眼于肝病,着眼于患者。作为医生,除了发表高水平论文,更要解决肝癌的诊断治疗问题。实验室建在医院,我可以直接面对患者的救治难题和临床医生的考问。

 

    当时有人质疑:外科医院为啥要从国外找个做研究的人来?我说,我能够证明吴老这样做的价值。出国前我就是内科医生,我从外院引进了两名医生,3个人组建了内科,现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已成为大专科、小综合的医院,内科已经做得很大了。另一方面,就是要充分利用特色和错位发展的机会,把握前沿,做好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和团队建设。我们实验室不仅获得许多科研项目,完成大量前沿科研任务,成长为教育部、军队和上海市的重点实验室,还为临床培养了大批青年人才。我还牵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自然科学奖等。

 

    解放周末:所以,回应质疑的最好方式就是行动。

 

    王红阳:是的。从基础研究,到临床研究,再到应用转化,要发表有影响的论文,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但最终还是要让患者受益。这些年,我们一直在破解肝癌早期发现难的问题,发现了一种肝癌特异的标志物,并将它研发成为诊断试剂盒,这是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肝癌诊断试剂盒,临床应用了六七年,70万名患者使用。现在,这个标志物已成为免疫治疗靶点,完成了一期临床试验。

 

    我们还在为难治的胆管癌患者寻找有效的治疗策略。这个研究的突破与吴孟超院士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年我回国就提出建肿瘤生物样本库,吴老欣然同意,让我们进手术室收集组织样品。利用切除的肝癌组织,分离后接种动物,使实验动物模型更接近人体的肿瘤环境。

 

    正是用这类动物模型,我们筛选了69种药,幸运地发现有一种药——硼替佐米对治疗抑癌基因缺失的胆管癌患者明显有效。这本来是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药,从未运用到肝胆患者身上。我们做了大量验证,申请伦理批准,开展临床试验,患者使用后肿瘤缩小,甚至完全消失。目前,上海申康发展中心已立项,让我们扩大临床试验,使更多患者受益。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志发表了我们的研究论文,并为这一新发现写了专门述评:这项研究在胆管癌的坚硬铠甲上打开了一道裂隙,为胆管癌患者找到了新的分型和治疗策略。

 

    不要千篇一律培养乖孩子

 

    解放周末:做基础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

 

    王红阳:基础研究是艰苦且漫长的探索过程,面对的都是未知世界,追求的是只承认第一的创新和结果,研究过程中要经受太多的失败和磨炼,很难在短期内取得突破。这个过程就像大浪淘沙,不断有人被淘汰,但总有人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科学探索的执着精神,耐住寂寞,守住初心。

 

    我带的团队始终以年轻人为主,我常和他们说,年轻人要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计较眼下的名利与得失。我说,当年我回国,给我的留学生回国费用是3万元,每个月拿1000元津贴,干了3年。很多人都不相信,说“你是傻子吗?赔本干活”。我就说,选择回国是干事业,不是为了钱,给你很多钱,没有条件干事业反而没有意义。

 

    解放周末:您觉得成功的必备品质有哪些?

 

    王红阳:一个人要有激情,要有理想。认真做事,不服输,不放弃,就要不遗余力,吃奶的劲都要使上。我自己是一辈子学不会偷懒的人,上海话叫不会“捣糨糊”。

 

    “三人行,必有我师”,任何人的成长,不只是靠自己。个人努力是一方面,机遇是一方面,向别人学习以及别人的帮助也很重要,这些缺一不可。我成长过程中碰到很多贵人,关键时刻给予我帮助。别人帮助了你,你要懂得感恩,回报社会。

 

    和我们那个年代相比,现在年轻人机会很多,但有些人反而不珍惜,就是怕吃苦。

 

    解放周末:说到吃苦,学医就很苦。家长希望孩子学医,又怕孩子吃苦。您怎么看?

 

    王红阳:成为一个好医生,确实不容易。学医既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要有丰富的临床实践,而且医学永远在发展,需要随时更新知识,与时俱进。所以,学医需要聪慧、好学的特质,但光有聪明的脑袋是不够的。医学是研究人和病的学问,医生要和患者打交道,要懂得沟通交流,还需要人文素养。这些品质不是靠“死读书”获得的。现在有些医生写病历就是复制打钩,男女性别都能弄错,病史也不仔细询问,更别说分析病历和鉴别诊断了,这是误人误己。科技进步了,但医生培训的过程不能过于简化,更不能偷工减料。规范化培训的每一步都是成为好医生的历练。

 

    再者,当医生还要敢担责任。勇气源于自身的底气,底气来源于扎实的基础,需要吃苦,付出努力。我认为,真正优秀的人还是应该去当医生,在救死扶伤中实现自我。

 

    解放周末:您带教年轻人,还注重培养哪些品质?

 

    王红阳:我们做研究,要教给年轻人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但更重要的是在做人做事、思维方式等方面影响他们,培养他们。我非常看重一个人的团队精神和助人为乐的品质,我们不能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团队设立了一个奖叫团结协作奖,不是奖励发了多少论文,而是鼓励团结协作攻克难题。在大科学大健康时代做学问,没有团队合作将一事无成。

 

    解放周末:您年轻时会挑战权威吗?成为创新人才和这个特质有关吗?

 

    王红阳:我的德国博士后合作导师评价我这个人喜欢挑战权威。乌尔里希这么大咖级的教授当时面试后录用我,他说一般外国学生都是感谢不已,可我却向他提出两个要求,给他留下印象。后来,我和吴孟超院士联合带学生,我也和吴院长“讲条件”,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学生,进实验室都得约法三章,服从管理。

 

    我不是人云亦云的人,我认为,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要培养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只有敢于挑战,才能有所创新,有所发现。现在的学校教育总是让孩子乖巧,听招呼。我对学生的教育和要求反而是要“自命不凡”,挑战自我、不甘平庸。“小绵羊”似的学生,和具有挑战精神的学生,哪个更具有向未知和传统信条说“不”的勇气?

 

    培养创新人才,要从早期教育抓起,不要千篇一律地培养乖孩子,而要启发人的创造性。创新人才的涌现需要成长的合适土壤、科学的评价体系、允许失败的宽容氛围和展示自我价值的舞台。这当然不是一个团队所能改变的,但是每个人的努力都是在推动着教育体系的变革。

 

    科学研究要争第一,但功名这些不要争

 

    解放周末:从科研角度来说,科学家是没有性别区别的,但女性科学家会面临许多特有的问题。比如,在事业和家庭的平衡上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您是这样吗?

 

    王红阳:我刚从德国回上海时,天天泡在实验室里。那时候儿子上小学,放学了就和我一起在实验室,晚上10点多才能回家。他还吐槽说“我是在实验室长大的”“我是吃冻饺子长大的”。

 

    女性都希望能平衡好事业和家庭,但真正做到是非常难的,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女性必须做出取舍,有得有失。我是医生,又要做科研,还带了很多学生,不可能把所有的家务事都做得很精细、很妥帖。有限的时间用于指导学生、修改论文、带教实验,自己的孩子就要受点委屈。好在是儿子,粗疏一点也都熬过去了。非常感谢他的老师们。

 

    生活上可以粗一点,管他的时间可以少一点,可是我有一条原则——重要时刻要陪伴。我儿子小时候有哮喘,我再忙也要陪他看病、输液,因为我是母亲,责无旁贷。由于我工作繁忙,孩子在生活方面没法享受无微不至的照顾,我虽然教育他能吃苦也是种磨炼,内心也还是有一点愧疚。

 

    解放周末:母爱是细腻温情的。您认为女性的特点在从事科学研究等方面有优势吗?

 

    王红阳:当然。性别不是影响科研创新的主要因素。虽然女性有体力上的弱势,但没有智力和能力的短板。只要获得同等教育机会,在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

 

    女性严谨细致,善良周到,有韧劲,有奉献精神。这些优点使女性有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情操,展现在科技创新和管理团队上,就变成女性的独特优势。特别是不怕困难的韧劲和顽强,常常成为她们成功的金钥匙。

 

    解放周末:做科研之余,您有其他的爱好吗?

 

    王红阳:有啊。我喜欢旅游、运动、摄影、写毛笔字。出差开会,我抽空就背包出来观光,拍一些照片,忙里偷闲,既是休息,也能满足爱好。我最喜欢的地方是西藏,已经去过4次,还想再去。西藏有特别的风光,而且特别考验人的身体、精神意志。我还喜欢新疆的胡杨林、甘肃的丹霞地貌、内蒙古广袤的草原,还有大海。一个人喜爱的东西往往和性格有关,我更喜欢辽阔的自然风光,对小家碧玉似的景观不大有感觉。

 

    我年轻时还爱打乒乓球。单位的乒乓球比赛,我是单打双打都上,也得过冠军。很多人都不相信,说我忙得像陀螺一样,哪有时间休闲。我可是体操运动员出身,还得过江苏省的少年自由体操冠军。

 

    解放周末:您看起来总是很快乐,笑嘻嘻的。

 

    王红阳:很多人看见我,说怎么还不见老,问我有什么保养秘籍。我说,诀窍就是多干活,多和年轻人在一起。

 

    心态也很重要。从我的经历来看,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但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去抢第一。科研创新要争第一,但功名这些不要争,就像各种考试,为什么一定要考第一名?我选学生也主张不选第一名的,前十名都很好。什么都争抢,一辈子过得不潇洒。人生本来就是有张有弛,有得有失。年纪大了,更要心态平和。

 

    还有人说,您都做院士了,可以享受生活了。可我每天的生活还是如此,几十年如一日,以医院为家,泡实验室,和学生讨论课题,没有周末。忙并快乐着,老又年轻着。

 

    我2005年成为院士,没有大富大贵,仍然平平常常做人。但平凡不等于平庸,我自身的经历就能说明,正是因为不甘平庸,才会勇往直前不断超越,一直向前走。

 

    原文:https://www.shobserver.com/journal/article/share?id=34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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