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 时间：2013-06-17

    编者按：今年是SARS暴发10周年。面对SARS及之后出现的甲型H1N1流感、蜱虫疫情、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社会各界应有怎样的防控与反思？6月8日，由中国科学报社主办的“创新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本版摘登与会专家学者发言，以飨读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

    科技界应站在疫情防控最前线

    我们都应该对10年前的SARS疫情记忆犹新，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我们有了深刻的教训。在重大传染病的防治中，一旦预防预警、舆论引导以及公共卫生政策不当，其后果将不仅危害人类生命健康，而且会引起社会的恐慌，甚至威胁国家安全。

    SARS暴发后，党和政府进一步认识到重大突发传染病以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严重性和破坏性，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和政策。然而，由于重大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各自不同，变异很快，其危害性和防控重点也有不同。

    科技界处在重大传染病防控的最前线，无论从临床应对病原体的监测技术，再到防控体系的构建都需要有所作为，为国家决策采取有效的措施提供依据和参考。

    面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国家安全，我们科学界必须拿出责任和担当。早在2007年10月22日，2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就曾联名向国务院提交了以非典型肺炎（SARS）防治为切入点，构筑预防医学体系，全面加强中国医学科学研究的报告。对当时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研究，如何构筑中国预防医学体系、建设强大的国家医学科学创新体系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国务院领导作了重要批示。

    作为科技国家队，中国科学院一直重视重大突发传染病的防控和研究，在SARS与其他相关传染病的防控中，与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联合公关，为控制疫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秦伯益：

    疫情防治需要运用“举国体制”

    信息公开、政情、军情、商情有的时候需要保密，疫情不能保密，尤其是突发性的、病原不明的、死亡率高的烈性传染病更不能保密。我国经济增长举世瞩目，高端医疗技术达到了国际水平，但是对疫情的披露却减少了，社会上报喜不报忧，官场上报喜得喜、报忧得忧。

    瘟疫所到之处人人都可能成为攻击的对象，对瘟疫的防控必须全民参与，尤其是大面积烈性传染病的防控，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参与难以成功。我国政府向来崇尚发动群众，用举国体制来推动工作。

    在疫情的防控上，我们同样必须运用举国体制，关键是领导人应尊重群众的实践，倾听群众的正确意见，从而形成科学的决策。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医疗事业出现了偏差。

    SARS病毒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不知道它来自何处、去向哪里。如果下次再来，或者经过变异或者以新的面貌再来，我们除了隔离还有什么更有效的防治手段？SARS以后10年内，我们又经历了猪流感和多种禽流感等等考验，现在鱼类、禽类都可以成为病原体的宿主了。

    现在我国科技设备、经费、机构都不亚于外国，但是在坚持科学精神，提高领导水平，进行科学的规划和管理，组织好多学科地协作攻关，发挥整体团队作用等方面依然是我们的弱项。科学突破需要靠长期的积累，我们能坚持在寂寞中长期积累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徐建国：

    做好行为生态型传染病的防控

    H7N9出现后，《柳叶刀》杂志评论说：“从SARS到H7N9,历史会重演吗？”为此，我们在传染病特点分析报告中也写了一个评论：《从SARS到人感染H7N9禽流感——行为生态型传染病特点和防控》。

    从SARS到现在，中国发生了很多起新发传染病，而在新发现的传染病里面，大部分和动物相关。从传染病长期发展历史看，传染病特点发生了变化，病因从贫穷卫生问题向行为生态性转变。

    从SARS到H7N9,SARS的出现是果子狸的消费、销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人感染猪链球菌是因为不健康的养猪模式；C群流脑的扩散是因为人口流动起了很大的传播作用；H5N1是因为不健康的养禽方式和接触病禽；蜱虫病是农村传染病诊断能力弱造成的；而H1N1和H7N9,接触携带病毒的活禽是非常重要的传播方式。

    从国外看，2012年美国真菌性脑膜炎暴发是因为被污染的药物卖给了医院，一万多人注射，400多人感染，31人死亡。

    行为生态型传染病是由于生产、生活方式不健康，导致病原体数目越来越多，传播速度更快，疫情规模更大，应对难度也更大。行为生态型传染病的防控要做好医学、兽医、野生动物等研究领域的有效合作，形成规模化的健康的养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