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 时间：2013-05-06

    韦钰：十年“做中学”

    韦钰告别教育部的十年，走出了一条科学教育改革的反思之路

    2013年3月1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韦钰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讲课，台下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行政管理者及督学两百余名。

    韦钰身着紫色毛衣外套，头发花白，目光笃定，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作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在很多场合的开场白是：“我是以一个热爱教育的科学工作者身份来讲的。”

    她开始这一天的讲课，题为《神经教育学视角下的创新人才培养》，意在从神经教育学的视角来回答钱学森之问。紧接着，她谈及教育改革，这是她这一段时间思考的总结，她说：“教育改革必须基于科学实证研究。”

    每一次讲课开头，韦钰都会不厌其烦地先普及基础知识，比如：“脑是怎样工作的？”“现在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代，可以通过脑来研究教育，变灌输式教育为探究式教育。”她的演讲切入正题。

    接下来，韦钰分析了脑科学与教育改革的关系——神经教育学将改变国家教育政策的讨论，改变学习、教学和老师的培养。

    三个小时的课程，73岁的韦钰始终站着、笑着讲课。

    最后，她呼吁：“你们手里有好几十万孩子，拜托，他们只有一个人生！”

    台下掌声响起。

    十年事业周期

    在刚刚出版的《八十年代的记忆——中国名人谈改革》一书中，韦钰回顾了她的学术生涯：“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时，韦钰刚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研究生毕业，十年的“研究年华”随后荒废，1979年她这位“老青年”去联邦德国留学，共行者共50人；1982年，韦钰作为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电子学方面的第一位中国女博士，成为获得波歇尔奖章的中国第一人。

    韦钰说，他们那一代人习惯了为国家的需要选择自己的生活，留学时，她毅然选择了国内空缺的交叉学科——生物电子学，并节省下奖学金买计算机，回国发展。

    回国后的韦钰，从一名讲师做起。1985年，她任南京工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医学工程系第一任系主任；1987年任南京工学院院长。1988年，教育部倡导各大院校综合发展，要求改校名，南京工学院的前身是1921年经近代教育家郭秉文倡导建立的国立东南大学，韦钰顶着压力，将校名改为“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的改革一路走在前面。韦钰回国十年后——1993年，她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2002年退休回到东南大学。十年后的2012年，她在东南大学建立另一个新学科——神经教育学。

    十年何以成为韦钰的事业周期？面对本刊记者的疑惑，韦钰脱口而出：科学思维、科学概念的形成正是十年周期——5～8年潜伏，8～10年成熟。“很多人耐不住，这是规律。”她说。

    韦钰的著作《十年“做中学”为了说明什么》2012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副题是“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改革之路”。这是一份关乎在21世纪的今天，怎样学习、怎样教学的科学验证报告，意在通过在幼儿园和小学中进行基于动手做的探究式学习和教育，提高5～12岁儿童的科学教育水平，培育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听会忘记、看能记住、做才学会”——学习必须是主动的。1987年，美国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利昂•莱德曼提出了“HandsOn”(动手做)学习模式；1995年，法国由国民教育部和法国科学院启动了“laMainalaPate”(“动手和面团吧”，简称LAMAP)科学教育改革项目。这正是“做中学”的立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