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4日）

  
      从1999年一开始我就参加了中国工程院组织的水资源系列咨询研究活动（共有六项），开始时作为课题组组长，从第二项（西北水资源）起担任项目组副组长，协助钱正英院士组织领导项目组的咨询研究工作。关于参加咨询研究工作中的体会，我已写过一篇文章，登在《院士通讯》2009年12期上。现在我要进一步追忆分析我通过水资源系列咨询研究工作对我自己的专业领域一些认识的影响，从这一侧面也可看出水资源系列咨询研究工作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

     我的专业领域原本局限于林学及林业，偏重于森林培育学。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及客观对我的需求（特别是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后），逐渐扩展到宏观林业及生态学和生态建设的领域。当第一次应邀到钱正英院士主持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项目中参加工作时，我被分配担任“中国生态环境建设与水资源保护利用”课题组组长，由北京林业大学的王礼先教授担任副组长，共同主持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个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生态建设，特别是以林为主的植被建设与水资源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是有些不同看法的，尤其是林业界与水利界对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差距。主要分歧有两点：一是如何科学客观地评价森林植被的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作用，二是如何评价和对待森林植被对水资源的消耗。当时正是1998年特大洪灾之后的阴影期。我作为林学家，对森林的水源涵养作用推崇有加，认为川西—滇西北森林的破坏消失是长江发大洪水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和以钱正英院士为首的一些水利专家讨论研究中，我逐渐认识到不能过高强调森林的防洪作用，而要看到暴雨集中持续，各支流洪峰的叠加以及缺乏蓄洪的水利设施等都是造成98洪灾的重要原因。森林的水源涵养作用有一个量的极限，对超过这个极限的集中暴雨，森林也是无能为力的。至于森林植被的水土保持作用当然是要肯定的，但这要求森林要有良好的密度和结构，特别是要有良好的下木和地被层，没有良好地被层的稀疏森林是控制不住水土流失的。要培育良好的森林植被，肯定要消耗一部分天然降水，从而减少地表径流量，这是树木的生物学特性使然。这在一定的条件下（湿润半湿润地区）是必要的，是有用的代价，为此在水资源平衡中要留出一定量的生态水。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如干旱半干旱地区）就要考虑改用灌木及草本植物建设植被以减少水资源的消耗并保证植被本身的稳定性。根据这些经过讨论得出的共识，我们对森林等植被对水资源的作用做了全面、客观的评价，写出了《中国生态环境建设与水资源保护利用》的研究报告，作为水资源咨询研究报告的组成部分，向国务院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这个报告中提出：在水资源利用中要留出足够“生态水”的认识和建议，在当时来说是很有创新性的。
    正巧就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件事，使我在“林”和“水”的关系问题上更加挑明了观点。当时有一名外籍华人通过新华社记者向中央领导呈送了一份报告，登在“内参”上，内容主要是认为森林可以增加降水，在大西北只要多造林就能改变当地的干旱面貌，称之为“森林引水论”。这个报告引起了朱镕基总理的注意，批示要求当时的水利部、林业部及环保总局提供评价意见。当时的林业部的部分领导看到这个批示后很兴奋，认为这是一个宣传森林作用的大好时机。但我看到以后感到这个报告内容明显缺乏科学依据，可能误导国家领导，作出不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我和钱正英院士就此交换了意见，在她的鼓励下，我写了一篇言辞锋利的意见书，由钱正英院士代转直呈朱镕基总理。总理把我的意见书又批给上述三大部局征求他们的看法。结果是水利部、环保总局完全支持我的意见，否定了那位外籍华人的报告内容，而林业部只作了一个态度暧昧的表态，实际上很不情愿。这件事就这样算过去了。听说通过这件事水利界的人对我大有好感，认为我能坚持科学态度，公正处事；而林业部的部分领导，却对我有了戒心，甚至有人底下说我背叛了林业界的利益。但我自己为发表了逆耳忠言而问心无愧。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和我当时刚好完成的水资源战略咨询研究的工作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个时期开始，我在各个场合都作出了努力，使林业界和水利界的人士消除了不必要的相关误解，促使达成了更多的共识。

（二）
   

    第一个《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项目顺利完成以后，所有参加项目研究的院士专家都很兴奋。一方面觉得知识有了用武之地，可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在一起研究讨论，互相启发，很有好处，这支研究队伍不应就此散了，咨询研究还可以再继续做下去。根据当时的形势（西北大开发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需要，在钱正英院士的倡导下，于是就先后开展了《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2001—2003）及《东北地区有关水土资源配置、生态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战略问题研究》（2004—2006）两个项目的研究工作。从这两个项目开始，我就担任起项目组第一副组长的工作。在这两个项目中，我除了协助钱正英院士承担起管理项目研究中事务性工作外，我主要参与有关生态建设及林业课题组的工作。
    西北地区自然地理上还包括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集中了我国主要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干旱少雨，生态脆弱。在西北大开发中如何保护和建设好生态和环境，问题十分突出，要求十分迫切。我在这个项目中主要作了当时正开始进行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草）工程”的调研工作。刘东生院士当时也参加了这个咨询项目研究工作，他和他的团队对西北地区的自然地理，包括风沙地区和黄土高原，作了深刻的调查和分析，对我们研究生态保护和建设的人深有启发；而钱正英院士在大家集体讨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和自然和谐”的原则成为了整个项目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灵魂，在当时引领了思想认识之先，对中央的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人和自然和谐的思想，对于我的专业观点来说，既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我本来是搞森林培育出身的，对于在中国搞人工造林情有独钟。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原始植被经历了长期破坏已所剩无几，亟需人工恢复的国家来说，这也没错。但是不是到处都要人工造林？造什么样的林才算有效，到了新世纪已经出现了不少反面案例的时候，确实需要进行一下反思了，而进行《西北水资源》咨询研究项目却是一个反思的好机会。过去我也知道自然规律客观存在，是不应该违背的，人们需要师法自然，向大自然学习解决问题的手段，利用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这些认识只有在提高到用“人和自然和谐”的观点去认识判断的时候，才能和我的人工培育知识充分协调起来。乔灌结合，林草协调，人工培育与自然修复的配合，从此在我的思想中更好地确立了起来。这些都是我通过《西北水资源》咨询研究项目所取得的巨大专业收获。
    《东北地区有关水土资源配置、生态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战略问题研究》咨询项目，题目中在“水”之后又加上了“土”字，突出了东北地区农林事业的重要地位。东北有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长白山三大林区，曾经是中国林业的半壁江山，但由于长期不合理的过量采伐利用，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沦落到了“资源危机、经济危机”的两危境地。在研究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中把林业作为了重点之一，单独设立了课题组，专门组织了对林区的综合考察。我和林业课题组的专家们一起，在钱正英院士的支持和鼓舞下，一反林区单纯依靠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资助勉强应付的悲观情绪，分析了东北林区的优势所在，强调了需要20—40年的时间努力，提高森林培育和经营水平来重建优质森林资源，以发挥林区的生态、经济、社会三方面的巨大功能效益，重振东北林区雄风。与此同时，我们还充分注意到一些林业局就业不充分、工资水平低、居住条件简陋等困难，不仅在钱正英院士的带头下主动捐助，而且在向中央汇报时也加以陈述。《东北水土资源》咨询研究项目成果和《西北水资源》项目成果一样也都向国务院领导直接作了汇报，正面影响了中央的决策。仅就林业范畴而言，中央决定延续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已成事实；国家林业局要强化森林经营的政策也得到了中央支持而上了国家项目；林区棚户改造已经启动三年而大受群众欢迎。就连我们提出的东北农区中农田林网建设可以兼顾用材和农民收益的建议也得到了广泛的赞同而纳入地方政策。
    在《东北地区水土资源》咨询研究项目结束后，由于工作需要又先后启动了两个咨询研究项目，其中之一就是《新疆可持续发展中有关水资源的战略研究》（2007—2010）。这个项目实质上是《西北水资源》项目的延续，以新疆为主要对象，是由新疆人民政府委托进行的。我由于在此同时承担了《三峡工程论证及可行性研究结论的阶段性评估》项目的专家组组长工作，因而在钱正英院士的允许下直接参与新疆项目的活动不多，主要考察了新疆伊犁地区西天山林区的天然林保护工作及南疆和田地区的绿洲林业及周边防沙治沙工作。关于西天山林区的天然林保护工作，就考察中看到的问题，写了专门报告，报到了国家林业局，得到了局领导的重视，对于改善当地天然林保护工作，促进风倒木的尽快清理，起到了一定作用。
    以上这三项咨询研究项目，都是以水资源的管理利用为主题，加上与水资源有关的各项事业，共同探讨区域性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林业和生态保护建设都是这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我通过这些项目的咨询研究也使自己能跟上时代节拍，掌握客观政策，发挥我的专业所长，也大大提高了我做战略咨询工作的能力。

（三）
 

    从2006年开始到2010年先后启动了《江苏沿海地区综合开发战略研究》和《浙江沿海及海岛综合开发战略研究》两个咨询研究项目。这两个项目都是当地省人民政府委托，由中国工程院会同国家开发银行和当地省人民政府三家共同主持的。这两个项目中水资源问题虽仍很重要，但已不再居于中心位置了，而根据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特点，探索综合发展的战略是咨询研究的核心，新能源发展及土地（含滩涂）和水域的开发利用成为研究的重点，生态和环境问题作为发展的制约因素当然也是重要的一环。这两项咨询研究中我除了继续担任项目副组长，协助钱正英组长进行项目研究的日常组织管理外，重点关注生态保护和建设有关问题。在浙江项目中，还兼任了“生态保育”课题组组长。在江苏和浙江两省进行考察调研过程中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生态保护和建设问题，如苏北地区的平原造林问题和沿海自然保护区的保存发展问题，浙江沿海防护林建设及湿地保护问题，都是综合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滩涂开发中要保持一个科学合理的开发速度和布局，还要关注开发后的土地利用结构问题。必须要留够生态保护用地，包括湿地、林地及公用绿地，同时还要根据当地条件适当安排工业、交通、城建用地和农业用地的合理布局，以形成生态良好、环境安全、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的新开发区。参加这两项咨询研究使我更能自觉地把生态保护和建设放在宏观战略决策中的一个适当的位置，以保障区域宏观战略得以健康地实施和奏效。在这两个咨询研究项目中工作的各领域专家都很明确各自在宏观战略决策中的地位和该起的作用。这样一个服从总体战略要求的团队精神，也是战略咨询研究成果的重要保证。
    总之，十几年来，我参加了大小十多个中国工程院及其他相关部门组织的咨询研究项目，其中特别是参加了以钱正英院士为首主持的六个咨询研究项目，可以说占用了我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以来的大部分精力，同时也取得了巨大的收获。这些工作使我从一个专业面相对狭窄的林学专家提升到了一个专业面相对宽阔、具有一定战略视野的生态和环境领域的专家。我也为所从事的这些咨询研究工作得以为国家和地方战略决策提供有力支持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