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记者如约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内一座古朴的单元宿舍楼前，按响门铃后，住在一层的85岁的卢良恕院士亲自出来启门纳客。落座后，满头银丝、精神矍铄的卢老，亦如执鞭讲台的教授，向记者深情道来那往昔的记忆。

　　首倡现代集约持续农业

　　话题从卢老当年缘何提出“现代集约持续农业”这一至今影响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和政策制订的理论开始，卢老说：“我从1947年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农学院农艺系毕业后，经学校和老师推荐，进入中央农业实验所（现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的前身）工作，从此开始了我60多年的农业科研、农业宏观经济和农业科技管理的工作生涯。”

　　循着卢老叙述，记者理出：“中国现代集约持续农业”是他研究逐步深入的成果。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即以在小麦育种与栽培上的成就崭露头角的卢良恕，已开始涉足于农业科技的宏观管理和农业整体发展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自1978年他担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和1982年调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之后，他有更多的机会，从更广阔的视野上研究农业宏观发展战略问题，当时称为“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

　　至今，卢老还清晰记得，1964年12月20日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的那一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悉数出席，他作为人大代表端坐台下。当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时，卢良恕与其他代表一样心潮激荡。

　　自此，卢良恕的心中便从未停息过对如何结合中国实际，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建设现代农业这一宏大课题的思考。1970年，他亲自组织领导了建设“太湖现代化科学实验基地”的工作，亲手种植现代化样板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太湖现代化科学实验基地”发挥了改革的“排头兵”和“样板田”的作用，农业现代化面临新的内容与机遇。

　　此时，卢良恕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历程，对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在《新技术革命与农业现代化》一文中提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通常用来表示某些国家农业发展已经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他希望人们首先清醒地认识农业现代化的作用与意义。他在多篇文章中都反复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即“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是必由之路”等。只有农业现代化，才能大幅度提高土地利用率、资源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中国要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和农业问题，使社会长治久安，也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农业现代化道路。其核心内容就是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将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经营管理相结合，建立现代化的农业体系。

　　1993年初，积聚了几十年农业现代化研究经验的卢良恕，又牵头主持了一项事关国民经济基础、事关九亿农民、事关未来几十年农业问题的大课题，即“中国农业现代化理论、道路、模式研究”。这项研究，因为其内容的基础性和关键性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列为重点项目。这一研究可以称为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国际发展分析与国内经验总结相结合，农业现代化理论研究与道路探索和模式划分相结合，堪称我国农业现代化研究中最系统的应用基础性研究。对实现我国现代农业建设的途径，提出了五条重要建议：一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为主线，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二是以农民为主体，建设发达的现代农业基础产业，迎接跨世纪的历史机遇；三是以乡镇企业为强大支柱，以小城镇为城乡经济联系的重要桥梁，走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带动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子；四是以保护农业自然资源和环境为基础，加强林业与生态建设，建立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体系；五是以改进政府宏观管理为依托，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八五”期间，受国家科委委托，卢良恕和几位专家又主持了“中国农业持续发展和提高综合生产力”的研究项目。他们根据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中国将走“现代集约持续农业”的新观点，即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调整结构，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增加投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依靠科技，增加资源产出率；控制人口，提高素质；防止污染，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增加收入，走向共同富裕，逐步建成一个资源节约型、集约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现代农业和繁荣、昌盛、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1992年6月，当卢良恕作为首批大陆著名科学家访问台湾时，他在学术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现代集约持续农业”的概念，并在以后的多次学术报告和文章中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个观点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注意和高度重视。

　　卢良恕院士认为：现代农业是继原始农业、传统农业之后的一个农业发展新阶段。现代农业是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基础，重视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吸取传统农业之精华，根据国内外市场需要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建立起采用现代科学技术、运用现代工业装备、推行现代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农业综合体系，是把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紧密结合、贸工农一体化的综合性产业。

　　“中国现代集约持续农业”概念的提出，先后受到几任国家主要领导和农业部门的高度重视，并为国家制定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现已得到广泛认同，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建言推进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采访中，卢老从书房拿出一份他和农科院另一位老专家刘志澄研究员去年9月5日联名写给温家宝总理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情况反映复印件，指着上面温总理收到当日即向相关部门做出重要批复的墨迹说：“我和温总理熟悉，总理平易近人对农业非常重视，尊重科学家，我们每次向他反映问题都很快得到批示。”在这份反映粮食安全问题的报告中，他建议中央政府未雨绸缪采取特殊措施，当前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体制和机制问题。

　　现任中国农业专家咨询团主任、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农业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的卢良恕院士，已在农业科技战线奋斗了60多年，亲眼目睹、切身感受和亲自参与了改革开放30年间一次又一次的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他多次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直接提出改革建议，推进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卢老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农业科技发展上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遭遇十年浩劫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更期盼有一个新的飞跃。1982年7月，中央组织部调我到京就任中国农科院院长。就要担起这号称‘万人科技大军的总指挥’的国家农科院院长，深感责任重大，时任江苏省农科院院长的我还真有些战战兢兢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传统农业科研体制的某些薄弱环节就越暴露和显现，原有体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科技与经济某种程度上的脱节、经费短缺、观念陈旧、科研工作低水平重复等，似乎是农业科技工作原有的病症。卢良恕根据他多年从事农业科研工作的经验和进行大量国内外农业科研体制考察和调查研究的结果，提出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除了在体制和机构设置上要加以调整改革，打破部门分割、条块分离的弊端外，同样在学科、专业建设上要加强调整改革，更新传统学科，加强新兴学科和发展综合学科。与此同时，应该本着“现代农业”的框架，实行有利集中力量，分类指导，分层次建设的原则，提倡多种形式的联合，分工协作，抓住关键问题开展各种类型的专题和综合性的研究。他与有关专家多次提出了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建议：国家级的农业科研机构，应以基础性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主，在全局性、战略性、关键性、基础性和方向性的研究方面发挥作用，侧重解决全国农业生产中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科学技术问题，也要重视科技开发工作，并努力做好面向全国的服务性工作。

　　省级农业科研机构，应以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为主，适当安排应用基础研究，必须加强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开发工作，并相应承担有关的国家研究任务。

　　地区(市)级农业科研机构，要按农业经济区划和农业生态条件合理布局，主要搞开发研究和成果转化，也可安排一些地区性研究工作。

　　高等农业院校要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主，要与培养适应新时代农业科技人才的需要相结合。他还强调，这种分工的实现，要靠科技政策的指导、靠行政支持的帮助、靠经济杠杆的调节。

　　卢老不无欣慰地说：“我过去曾多次建议在中国现有经济和社会大背景下，农业科技应密切与生产相结合，加强科技开发工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生产发展，这个建议已为国家所接受，并写进了1986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文件之中”。

　　几十年的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经验，让卢良恕院士和他的合作团队总结出了现阶段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四个坚持”的基本原则：即农业科研机构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农业科研机构实行分类指导、以公益性为主的定位不动摇；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开发研究的完整体系不动摇；以政府投入为主体的机制不动摇。

　　2005年，在卢良恕院士等多位农业专家的积极推动和建议下，中央“一号文件”中专门设有“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部分，明确提出：“要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加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农业科研投入体系，形成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抓紧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为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工作确定了方向。

　　开拓食物研究新领域

　　作为开拓我国食物研究新领域的一位领导者和决策者，卢良恕院士说：“过去我经常说，文盲已经基本解决、科盲正引起重视，而营养盲问题仍然被忽视，必须尽快引起关注”。

　　卢良恕清楚地记得，1987年12月30日上午，他坐在农科院椭圆形会议桌前，与同是我国著名的农业战略专家刘志澄、蒋建平、梅方权、黄佩民、信乃诠等一起，热烈地讨论着一项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新课题，这就是如何为10亿多中国人把握机缘，选择适合中国人膳食结构的方略。

　　据卢老的回忆，早在1983年，他们就受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委托，曾进行过中国粮食和经济作物发展项目的研究，在调查研究和分析大量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人均粮食400公斤必不可少”的论断。并指出食物问题，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基础问题之一。

　　科学家们激昂而热烈地议论着，他们坚毅而智慧的面庞上呈现着深深的思考。坐在宽大扶手椅上的卢良恕从容地站了起来，挥着他那有力的手说：“我们要建议立项，研究如何优化中国的食物结构和改善营养的问题。我们国家人多地少，资源相对紧缺，如何使城乡人民吃饱、吃好、吃得科学，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食物资源和结构调整不好，不仅影响国民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引发社会不安定。这不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还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长期从事农业科研工作的敏锐洞察力，使卢良恕意识到中国人民正处在有限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食物结构选择的十字路口。

　　1988年元旦刚过，由卢良恕等主持的项目攻关组便着手起草《我国中长期食物发展战略研究》建议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对这项研究工作十分重视，及时地组织高层次的科学家进行了评审。与此同时，卢良恕等还联名在1988年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国食物发展的战略与途径”重要文章，阐述了基本战略观点与对策，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基金会作为特别重大项目迅速立项并给予资助。

　　卢老继续追忆：“为搞好这项多学科、多部门、大跨度农业宏观战略性研究，由我负责的项目组采用系统工程方法，精心组织和安排各个阶段的工作。整个项目从食物消费、食物流通、食物生产、不同区域食物发展、食物发展综合研究等5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围绕食物结构调整这一中心内容设立15个课题，邀请国家10个部委及部分省、市、自治区的148位科技工作者参加这项研究工作。从1988年1月到1991年1月的三年期间，为推进食物结构研究，我们共召开过39次会议，围绕研究重点、研究路线、研究进程、力量组织等重大问题进行商讨，充分发挥了学术民主和学术指导作用，把握了重点研究方向。在研究过程中，我提倡把食物发展研究和学术活动结合起来，把软科学研究与政府决策咨询结合起来，目的是促进研究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引起全社会对中国食物结构改革的进一步关注”。

　　卢良恕精辟地分析了中国食物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他认为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对食物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粮食的需求出现了新的增长趋势；二是人民购买能力的提高对动物性食物的供应产生了新的压力；三是人口增加同耕地递减的逆差变化，使粮食结构的供需矛盾日益加剧；四是人均占有谷物不多和肉类品种单一，给改善食物结构带来新的压力。他在分析世界主要类型食物结构和各国食物发展经验之后，明确提出，我国在基本实现温饱之后，城乡食物消费正处于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为食物调整和引导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遇。错过这个机遇，任凭食物自然消费或无引导地增长，引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卢良恕还在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诸如把“传统的粮食观念转变为现代的食物观念”、“在充分利用现有18亿亩耕地的同时，面向整个国土，综合开发食物资源”、“种植业应当从二元结构(粮食、经济作物)向三元结构(粮食、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转变”、“把畜牧业作为一个重要产业来看待，必须要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些新的构思，为把握食物结构研究方向，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食物结构问题起到了奠基作用。

　　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卢良恕多次到全国各地传播他的食物发展思想，推动各地食物结构研究。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农学会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协，组织专家，根据各地区情况，进行反复研讨，提出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六大区食物发展综合报告及120个专题研究报告。卢良恕院士还与22位科学家一起，就筹组“国家食物与营养委员会”和制定“中国食物发展纲要”等问题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对此非常重视，并作了重要批示和给予支持。

　　卢老说，90年代初，食物结构研究有了丰富的科学成果，在此基础上，在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的领导下，课题组的主要成员起草了《90年代中国食物结构改革与发展纲要》，于1993年由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我国食物发展史上的第一部纲要，这对正处于食物结构模式选择的全体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有利于全体人民正确选择食物发展道路，避免食物不良消费习惯的形成，指导我国于90年代实现由温饱向小康生活的食物结构过渡。

　　此后，卢良恕院士会同他的合作团队，又主持完成了第二部即《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01～2010年）》的起草和制订工作。该《纲要》于2001年11月由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

　　采访中记者得知，近几年卢良恕院士再次担纲，为制订第三部也就是《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1～2020年）》（暂定名），与许世卫研究员等科研团队的专家们一起，正进入前期的科学调研和规划工作。

　　已走遍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3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的卢良恕院士，每到一处他不但能从中了解许多情况，丰富自己的经验宝库，还作过上百场学术报告，为这些地区发展农业生产、振兴农村经济、进行综合开发提出不少好的建议、新的观点，均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和各级政府的重视和采纳。仅1988年，卢老受命根据国务院重点开发黄淮海平原的决策，亲自主持和组织了农业、水利、林业、畜牧、水产等多学科、跨部门、高层次的50多位专家、教授，对这一地区农业综合开发的总体规划草案和五省黄淮海农业开发规划草案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进行科学论证，国家采纳后把该区域列入了“八五”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1991—1995年累计新增粮食就达53.22亿公斤、皮棉2.05亿公斤。

　　回望30年中，首倡“中国现代集约持续农业”的农学家卢良恕院士对现代农业建设，对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做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卢良恕简介

　　卢良恕，浙江湖州人，1924年生于上海，十二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1947年金陵大学农艺系毕业后，曾任华东农科所小麦研究组组长、江苏省农科院副院长、院长，中国农科院院长，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部党组成员）、中国农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农业与农村科学技术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等职务。现任中国农业专家咨询团主任、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农业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卢良恕院士是新中国早期的小麦育种与栽培学家，20世纪50～60年代，曾主持选育了早熟、抗锈、丰产的“华东6号”等系列小麦优良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大面积推广，增产显著；后来主持南方及江苏小麦高产稳产耕作栽培技术体系研究，提出分区、分类指导和良种良法配套等论点，推动了作物育种和耕作栽培科学的发展。

　　70～80年代主持完成的“中国粮食与经济作物发展综合研究”、“我国中长期食物发展战略研究”两个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参加制定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决定》、《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等工作。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又主持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理论、道路、模式》、《中国农业持续发展》、《新时期中国食物安全发展战略》等国家重点项目，其中两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在农业宏观研究领域，开拓了我国现代食物研究的新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集约持续农业”、“现代食物安全”等重要战略观点。立足区域协调发展，实地考察世界上20多个国家，重点关注沿海发达地区、资源“金三角”、黄土高原、黄河三角洲、西部贫困地区等区域农业综合开发，取得突出成效。

　　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出版主编和专著十余部，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曾荣获1998年度“中国工程科技奖”及2001年中国老科协“科技耆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