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星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水利委员会科技委顾问、治理开发长江的权威专家文伏波已经84岁高龄，从事治江事业整整60年，如果从1943年考入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算起，与水利结缘已达66年。新中国成立前，他是一名立志报国的热血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优秀的水利工作者；改革开放后，他退居二线，仍致力于长江水利的综合利用，在资源水利、生态水利、民生水利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于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求学道路，颠沛流离
1925年8月，文伏波出生于湖南省桃江县农村。
桃江县位于资水下游的洞庭湖尾闾，山青水秀，人杰地灵，自古便是学风鼎盛之地，但频繁的洪涝灾害却让人苦不堪言，在文伏波出生前夕，家乡暴发山洪，母亲在舅舅家躲避时生下他。文伏波不知长辈们给他取名是否寄托了降伏洪波的愿望，但他很早就立下了献身水利的决心。
文家生活困难，但十分注重教育，父母节衣缩食，保证孩子们受到完整的教育。文伏波5岁发蒙，9岁后来到离家十多里的益阳五小，过起了十分简朴的住读生活。在冬天还要打着赤脚回家，艰苦的生活使文伏波早早知道读书机会得之不易，因此学习极为刻苦，成绩一直非常优秀。
1937年7月，文伏波小学毕业，考入信义中学（今益阳一中），他至今还记得毕业典礼上校长向他们宣布日侵华，中国决心抗战的情景。全体师生握紧拳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战争使他的中学生活十分动荡，尤其是1940年他考入长郡中学时，省城长沙已经失守，他们随着学校在湖南农村几度辗转。却从未中断学业。长郡中学治学严谨，老师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重视对人格的培养。有些老师在讲到祖国积贫积弱，屡受欺凌，大好河山惨遭涂炭时，往往泣不成声，这都让学生们深受感动，这些学生大多后来事业有成。文伏波将水利确立为奋斗方向。在1943年考取了“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
由于战争，邮路不通，文伏波一面担任益阳五小的临时教师。一面等候消息。10月，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立即收拾行装上路，和一位同乡随拥挤的人群，辗转经过广西、贵州十多个县市，花了近一个月才到达学校。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丧师失地，大西南受到直接威胁，广大学生同仇乱忾，纷纷报名参军，文伏波也投笔从戎，参加了远征军赴缅参战。虽然没有找到与日军直接交战的机会，却目睹了国民党部队的官僚习气和腐朽作风后，这让他十分失望。
1945年初，远征军回到南宁，后来又到广州，并准备飞赴东北与共产党作战，文伏波要求回校读书未被允许，于是趁人不备逃离部队，潜回老家，待风头过后又到母校当了大半年的代课老师。
1946年秋，文伏波回到了阔别两年，已经迁回南京的“中央大学”，放弃了直接跟原班读大四的机会，从两年级落下的功课开始，开始了大二学年。
1946-1949年，文伏波一边学习水利知识，一边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并逐步向党组织靠拢。1948年，他秘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社，1949年初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躲避国民党特务搜索，他离开学校，到句容生活了一段时间。南京解放后，短暂地参与了接管部分大专院校的工作。1949年9月，林一山主任慧眼识才，将他招到筹建中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文伏波从此告别颠沛流离的生涯，实现了他水利报国的夙愿。
在谈起这段60多年前的往事，文院士时常感慨颇多，他常说，幼年的艰苦使他知道了家人的不易；抗战的烽火，使他知道了国家的不易；抗战的胜利，一度使人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但随后爆发的内战以及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又让他深感失望，并主动向党组织靠拢。他们那一代人亲身感受了国家与民族的灾难，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寻找着道路。他能够受到完整教育是非常不易的，因此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并尽己所能地报效国家。在大学的6年中，他作出了三个重大选择——参军、逃离国民党部队和加入中国共产党，事实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为此深感幸运，也深感自豪。
堵口复堤，深感责任重大
1949年，文伏波来到湖北武汉，成为筹建中长江委的一员，很快就投入到长江堵口复堤和灾后重建工作中。
1949年夏天长江流域的洪水并不太大，大约20年一遇，但因年久失修且在战争中遭到破坏，长江中下游堤防多处决口，荆江大堤也险象环生，给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以不小的挑战。在共产党领导下，沿江人民展开了艰苦的抗洪斗争，减小了洪灾损失，并在汛后迅速组织力量进行堵口复堤和灾后重建。在这段时间，文伏波随长江委的队伍奔波于大江上下，亲眼目睹洪灾的惨重损失以及沿江人民的悲惨状况，这使他产生了两个信念。第一，共产党是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的，新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摆脱困境，实现复兴。第二，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更直接关系到无数百姓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绝对不可小视。他深深地感受到了水利工作者肩上的责任重大。
荆江和杜家台分洪工程，初试身手
1951年，文伏波参加了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这是他从事设计的第一项工程。
荆江分洪工程，位于荆江南岸，面积921平方公里，蓄洪量54亿立方米，主要处理长江最险要的荆江防洪局势，是新中国最初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治江三阶段”思想中的第二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文伏波参与设计的北闸，共54孔，长1054米，设计进洪流量达8000立方米每秒，是整个工程的关键，规模远远超出了当时国内的水平。其技术难度主要体现为在沙滩的软弱地基防止不均匀沉降，以及消能防冲处理。
为了解决这两大难题，长江委实行科研与设计相结合的战略，与武汉大学合作筹建试验室，做了大量的水工、土工和材料模型试验。文伏波与同事们在设计科长曹乐安（后为全国设计大师）的领导下，广泛查阅国外资料，同时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按时拿出了设计成果。
1952年，工程正式开工，文伏波担任北闸施工指挥长任士舜的秘书兼质量检查组组长。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建的30万军民仅经过75天的昼夜奋战就完成了主体工程的建设。在1954年特大洪水中，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动用，降低了沙市水位，保住了荆江大堤和武汉市区的安全。
1955年，文伏波又参加了汉江杜家台分洪工程的设计工作，该工程是为了解决汉江下游“三年两溃”，避免灾难性后果，在李先念同志的关怀下兴建的。杜家台分洪闸建在江滩的腐殖土上，基础比荆江更差。为提高地基的承载力，采取了大规模填土预压堆载，辅以井点抽水的方法，并利用两级消能措施解决了消能防冲难题。工程建成后，先后运用19次，效益显著。
经过荆江和杜家台两个工程的锻炼，文伏波由初出茅庐的学生逐步成长为技术骨干，协助曹乐安编制完成了《平原地区建闸设计手册》，该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平原地区水利建设的重要参考书。
丹江口工程，现场设计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治江工作重点由平原建闸转入高坝大库，文伏波于1956年参加丹江口工程设计。并于工程开工前夕被任命为设计核心组组长兼现场设代组组长，率领长江委有史以来第一支长驻工地设计队伍来到位于鄂西北的丹江口工地，一待就是12年。
丹江口工程位于汉江及其支流丹江的交汇处，是长江委设计的第一个高坝大库、汉江治理开发的关键、南水北调中线的水源，也是三峡工程的技术准备。该工程立项和开工均由国务院直接批准，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自担任工地总指挥长，重要性不言而喻。
由于丹江口工程开工于大跃进时期，工地上充满急于求成、大干快上的急躁情绪，给现场设计带来不小难题。文伏波作为主要负责人，一面积极向上反映情况，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调整设计。如将坝型由原设计的双墩大头坝改为混凝土宽缝重力坝，利用楔形梁解决破碎断裂带问题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962年，丹江口工程暂停施工后，文伏波与长江委专家一起，查找大坝发生质量事故原因，制订补强方案，尤其加强了对混凝土温控手段和施工企业及施工方法的改造力度，为工程于1964年底恢复大坝浇筑创造了条件。
1965年工程正式复工后，参建各方接受了前段盲目冲动带来的惨重教训，施工秩序大为改善，虽然此后不久文革爆发，派系斗争十分剧烈。但施工秩序却保持稳定，施工服从设计，质量第一的原则没有动摇，工程的施工质量远远超过前期，基本上达到了当时客观条件下能够达到的最佳情况。
在丹江口工地，文伏波待了12年，经历了工程开工、停工、整顿、复工的全过程，由于坚持原则，他时常在工地处于孤立的地位，并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但这并没有消磨他的意志，相反使他有了更高的政治觉悟和历史责任感。
葛洲坝工程，屡建奇功
1970年，文伏波刚刚被平反，就受命来到湖北宜昌葛洲坝工地，度过了人生中最精彩的12年。
葛洲坝工程是万里长江第一坝，中国水工建设成功典范。但在当初，它却是违背基本建设程序的“三边工程”。由于种种原因，本应在三峡工程之后兴建的葛洲坝工程却在1970年底提前上马。此前长江委仅对其作了一个规划性的设计文件，尽管抓紧时间作了大量工作，但仍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在开工之初便出现了各施工项目相互干扰，数万人坐等设计的情况。在1972年底，由于工程施工与长江航运发生矛盾，周总理亲自决定主体工程暂停施工，重新修改设计。
作为葛洲坝工程的设计主体，长江委度过了有史以来最为紧张的两年，动员全部力量，与有关单位一起，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世界性难题。文伏波作为前方主要负责人之一，大胆提出了挖除葛洲坝小岛，取消过鱼建筑物、取消大江五孔泄水闸三个重要建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最终得到实施，并取得巨大成功。
如在过鱼问题上，部分水产人员认为，葛洲坝拦住大江，改变了水体环境，对鱼类，尤其是回游性的中华鲟的影响严重，主张参照国外经验修建鱼道。为此，文伏波组织人员进行分析，确认建坝不会对“四大家鱼”产生影响。而中华鲟属于底沉鱼，即使修建鱼道也不可能翻过，派往国外考察的人员也得出相似的结论。经网捕鱼过坝和人工孵化均取得成功后，鱼道被正式取消，原预算中救鱼投资的3700万元改作人工繁殖放流、保护环境之用，还兴建了一座中华鲟保护研究所。
与鱼道问题相比，挖除葛洲坝小岛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小岛是天赐的纵向围堰，对施工非常有利。但在模型试验中，却意外发现水库水位抬高后葛洲坝小岛将顶冲主流，挑乱河势。为避免这种情况，他们做了大量的试验，但无法成功。于是文伏波向林一山提出了挖除小岛的建议。得到林一山认同，但许多人却强烈反对。
为此，文伏波再次组织技术人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挖除小岛的优越性逐步体现，除稳定河势外，还可腾出空间扩大二江泄水闸，从而解决棘手的泄洪和排沙问题；可以减低截流水头，减轻截流工程的难度；还可调和航运和防洪的矛盾，使工程达到静水通航，动水冲沙，可谓一举多得，最后各方完全同意挖除葛洲坝小岛的方案。
随着葛洲坝小岛被挖除，文伏波将思路移到了大江，因为二江泄水闸加宽后，泄洪能力已经大大增加，只要找到大江泥沙的出路就可取消原设计在大江的5孔泄水闸。为此，他与广大技术人员一起，经过反复试验，确定在大江电厂前沿修导沙坎以将粗沙引至二江，在大江电房布设排沙孔和排漂孔，处理细沙；并在大江航道内将冲沙闸数量由6孔增加到9孔。从而最终取消了原设计中的5孔冲沙闸，将搓出的宝贵空间安装了4台12 5万千瓦的机组，一举将葛洲坝枢纽的装机容量由221 5万千瓦提高了到271 5万千瓦。
葛洲坝工程是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大型综合性水利枢纽，它以磅礴的气势巍然屹立于万里长江之上，它的建成，标志着我国的水利工程技术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也凝聚着包括文伏波在内的无数工程技术人员的心血，从1970年到1982年，文伏波在这里又度过了人生中最辉煌的12个春秋，先后荣任长江委副总工程师、副主任，成为全国水利界有名的专家。
长江流域规划，主要负责人
1984年，文伏波被任命为《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修订补充报告》工作的项目经理，负责报告的总体编制。
长江流域规划是治理开发长江的纲领性文件，文伏波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参加了第一部长流规的编制工作。在此次修订中，他担当大任。根据中央确定的“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的原则，在原规划的基础上，对长江流域情况和经济发展趋势作出了切实的科学分析和论述，提出了水资源开发利用、防洪、治涝、水力发电、航运、水土保持、城镇布局和19条主要支流开发等诸多规划，确定防洪为治理开发长江的主要任务，三峡为流域规划的关键工程。
1990年“长流规”修订补充报告通过了全国水资源与水土保持领导小组审查，9月，通过国务院审批，成为《水法》颁布后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务院批准的大江大河流域规划。
2007年，长流规进行了新一轮的修订，文伏波作为科技委的顾问参与其间，出谋划策，这也是他第三次参加这部长江水利根本大法的编制工作。
三峡设计，发挥余热
1986年，文伏波从长江委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担任技术委员会主任一职，同年担任三峡工程论证施工专家组专家，参与了论证的全过程。
三峡工程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也是几代长江委工作的重点，文伏波因长期驻守丹江口和葛洲坝工地，没有直接参与三峡工程的前期设计，没想到退居二线后居然有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在重新论证过程中，文伏波利用自己多年现场设计经验，积极为专家组提供技术服务，回答专家们从各方面提出的问题。如工程的工期，有人认为三峡工程的混凝土浇筑量太大，17年内难以完成，文伏波以丹江口和葛洲坝工程为例，详细向专家们讲解了温控和大坝补强技术的进步，证明只要搞好施工布置和机械化准备工作，17年的工期不仅可行，而且还可能提前，这已被工程实践证实。
施工区的对外交通问题，也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部分同志主张由宜昌向工区开通铁路，并向上游延伸。文伏波与长江委的专家们认为这条铁路是断头路，在大坝建设后将会闲置，而高速公路是大势所趋，在三峡坝区开通公路效益更大，也更持久，由此，长江委提出了“公路结合水运”的方案，得到了各方认可。
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后。文伏波和技术委员会的老专家们应长江委总工程师、三峡工程的技术负责人郑守仁的要求，积极到工地考察，为工程建设出谋划策，前几年，他每年至少要去工地四次。这些年来因年龄原因去得少了，但对工程的关注依然不减。他和技委会老专家提出的诸多建议，起到了节省投资和节约工期的效果。
总结以往，展望未来
文伏波退居二线后，日常事务少了，开始将精力更多地集中于一些带有长远性的问题上。如在长期的工程实践中，他看到无数移民为工程离开了家乡，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原因除了国力和政策的原因外，在工程设计中工作不足也是一条。于是即为向时任长江委主任的黄友若建议，1983年长江委成立库区移民规划处，改变了以往移民无规划、无设计的局面，开创了全国水利系统移民设计专业队伍的先河。
在防洪方面，他多次提出不能仅仅将洪水视为坏事，对于北方缺水地区而言，适当开口引进部分洪水滋润土地是必要的，希望国家能对此予以重视。
对于水电工程的建设体制，文伏波反对那种片面否定工程指挥部的简单想法，认为在荆江和杜家台的分洪工程，这种体制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只是在面对丹江口和葛洲坝这样复杂的工程时，如果指挥者头脑发热，就容易起副作用。葛洲坝工程后来采取技术委员会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领导体制问题，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探索。改革开放后，国家在水利工程中逐步实行业主负责制、招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和施工监理制，这较好地解决了工程在建设各方关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建设体制。
文伏波尽管建树颇多，但始终牢记周总理“战战克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教导，经常向晚辈们灌输水利工程事关千百万人身家性命，只能采取最稳妥方案的观念。反对为了创新而创新。同时，他认为水利工程从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个人作用永远微不足道。因此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
文伏波还非常强调在工程实践中总结教训，并运用于以后的实践，主持或参与主持编撰了多部重要工程的技术丛书，并要求老同志们主动发挥余热，为治江事业服好务，为重大工程保驾护航。
文伏波为治理开发长江奉献了一辈子，至今仍作为长江委科技委顾问，为治江事业作着重要的贡献。他对治江事业充满热爱，并始终认为长江流域幅员广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经济基础雄厚，有着重大的发展潜力。而长江的水能迄今开发率不到20%，洪旱灾害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南水北调、河道整治、西电东送以及长江口深水航道等重大项目都需要我们去开拓，水土保持、水资源利用等关系民生的项目也需要继续展开，治江事业仍将大有作为，他依然希望继续为开发治理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奉献下去。
文伏波共有三个子女，名字都与水利相关，大都继承父业从事水利工作，也在各自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这个水利世家仍在为我国的水利事业而努力。
（作者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