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耀 如

    1978年刚开始改革开放，由地质矿产部派出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学家代表团前往南斯拉夫参加有关喀斯特国际会议，并对南斯拉夫进行岩溶考察。这是第一次派出学术代表团，对国外进行喀斯特（国内于1966年时改为岩溶）的学术交流。当时，是经过党中央批准，我们得以出国访问。
这次考察喀斯特（岩溶），是在出国前十多天才定下的，由我负责写考察内容，并进行预算，提出出国费用所需外汇。当时，国内刚结束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经济仍然处在困难之境，外汇更是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我做的预算更是精打细算，尽量减少国家的负担。原先是定9个人的代表团，后来为了更好地与当地科学家和人民接触，又增加了一个塞尔维亚语言翻译，这样原来已经精打细算的经费预算就感到不够了，要补经费时间上来不及了。
到贝尔格莱德后，曾经把经费不足的情况，向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作了汇报。当时同在南斯拉夫访问的有由江泽民同志率领的一机部代表团，我们同住在一个旅馆。有一天在吃午饭时，江泽民同志进来，一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听说你们经费不够，我们预算还有些省下，可以借给你们用”当时我说“谢谢！目前我们还够用”。江泽民同志说：“你们地科院就在百万庄，我们在三里河，很近，回国后还我们就可以”。那时我想这位领导很有风格，在国外借钱给我们。但是我们回来以后还是要还的，回国再申请经费也比较麻烦，如果部里没有经费怎么办？于是我们还是婉言谢绝了，没敢要。此事于2002年院士大会时，科学时报记者有过报道。
    当时经费是不够的，如何办？我们就想到从伙食费中节约，10个人在旅馆吃一顿饭要800-900第纳尔（前南斯拉夫钱币单位）。于是我们就去买面包、香肠、矿泉水，一餐只需200第纳尔，一餐省下600第纳尔，吃了几顿就省下了一笔钱。旅馆限定不能在房间吃饭，我们把报纸铺在地毯上，吃完后把掉在报纸上的面包屑连同水瓶子、果皮等装在塑料袋里提着走出饭店，扔到垃圾桶内。
这次访问很成功，我带去了我的论文和图册《中国岩溶》。这是我们在邓小平复出抓工作时批准的，准备参加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为恢复我国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的成员资格而作的准备。我的这两份成果，受到南斯拉夫学者的热烈赞赏，P 米兰诺维奇说：“没想到你们研究喀斯特达到这么高的水平！”并在他将要出版的论著中，立即大量引用了我们的成果，后来正式出版在塞尔维亚语及美国出版的英文论著中。这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第一次在国际上交流，使我们喀斯特研究走出了国门，当时心中特别激动，感受到改革开放的美好前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我国对外交流也更加广泛。有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我这个20世纪60年代初就被称为“喀斯特卢”的研究人员。才得以到欧、美、澳以及香港、台湾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并进行国际合作研究。
1988年，根据中国在喀斯特研究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国际水文地质学会协会第21届大会在中国桂林召开，第一次有200多位外国学者专家，参加了在中国召开的地学会议。在这次会上，我做了主旨报告，受到热烈的赞赏，同时感受到改革对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当时宋健同志作为科委负责人参加了这次国际会议。
    1996年，在中国召开了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有6000多位中外地质学家参加会议，外国代表有3000多人参加了这称之为地质界的奥林匹克大会。当时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接见了国际地科联的代表，李鹏总理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的开幕式，并致贺辞。这是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当我主持水文地质分会讨论时，更感到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交流的内容最主要是体现在我们建设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上，这是第三次让我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成就。
2001年，在我担任组委会主席，主持第一届岩溶喀斯特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会议上，科技部部长徐冠华院士对我和袁道先院士说：“现在我国经济建设上已有很好的发展，科技上也有较大的进展，可否呼吁国际上有关科技方面的组织建立在中国，我们国家可以予以很好的支撑”。根据徐冠华部长的指示，向国土资源部领导汇报，得到了积极支持。通过国土资源部有关部门的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支持在中国桂林建立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这也体现出中国岩溶研究在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取得的非凡的进展，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这个中心已于2008年12月12日正式挂牌成立，我作为该中心中外专家及有关领导合组的理事会的一个成员，深深为我国喀斯特事业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又一次体会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硕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是多方面的：
    1、 在建设水利水电工程方面，胜利建成了乌江渡、东风、洪家渡、索溪峪、盐滩、隔河岩等一系列大型水利水电枢纽，铁路上胜利建设了大瑶山、渝怀线包括一系列长10km以上的隧道，以及一系列高速公路的建设，取得喀斯特地区建设的经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工程建设，我也出了一份微薄之力。
    2、在西南喀斯特地区，由于以往人工开发不当，及自然条件的影响，使土层薄瘠的喀斯特地区岩石嶙峋，生态退化，1988年我担负国家民委的研究任务：“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途径研究”时，提出岩漠化问题，于1989年在瑞士洛桑召开的国际水文地质学家22届年会上，我发表了有关石漠化（岩漠化）（Rocky desertification）的问题。在岩溶贫困地区，以前是愈贫穷愈开山，结果生态环境就愈恶化，也愈加贫穷。随着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对石漠化问题引起了自下而上，直至国家领导的重视，目前投入了不少资金进行治理，这方面我的呼吁得以实施，在我心中也是一个宽慰。
但是，回想自己在30年改革开放中我自己所作的贡献，觉得还是太少了。当然这里也与十年动乱一些遗留问题有关。今后，自己仍然需要尽量努力，为国家发展奉献出力量。
话又回到文章的开头，回顾刚改革开放时我们十人代表团的时候，国家财力的不足，经济欠发达。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我们国家逐渐变得强盛。2004年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第32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代表达486人，居美俄之后排第三位。2008年在举办29届奥运会的同时，在挪威召开的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代表仍然有300多人。这使人不能不记住邓小平同志的话：“发展是硬道理”。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快速发展，也不可能在喀斯特地区有那么多的大型建设。也不可能更好的保护环境，提高生态质量，也不可能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仅从这个侧面，在喀斯特研究上受到改革开放东风的影响，以鞭策自己，应更好的在今后改革开放中，为国家富强和青年一代的成长，贡献毕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