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黄橙　来源：>>> 2008.12.18

  　这是一项从一开始就引起举国关注的奖励，这是一项迄今为止以国家名义颁发的奖金额度最高的奖励。这项奖励让我们记住了那些最应该被记住但却常常被忘却的人，它还会让我们认识和了解更多这样的人……

　　“没有想到，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就是科技的春天。”2001年2月19日，第一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万众瞩目中诞生。

　　当国家主席亲自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交到埋头苦干了一辈子的科学家手上时，相信很多中国人的视线，第一次长久地停留在了这些早已习惯低调的人身上。他们或许已白发苍苍，可他们仍然在思考世界最前沿、最尖端的问题；他们的表情或许淡然得让很多人意外，可胸中对于科研探索的热情却始终在熊熊燃烧……

　　越是第一 越是低调

　　众所周知，袁隆平院士是中国研究杂交水稻的开拓者，世界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第一人。西方世界将杂交稻称为“东方魔稻”。他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

　　然而人们所不知道的是，当年袁隆平赴京领取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时，穿的还是一套过时的西装。“他就是这样，从不讲究。大家都劝他买一套好点的西装，好说歹说，他才花800元买了套打折的西装。这成了他每次出席重要会议的礼服。”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跟随袁隆平多年的唐俐回忆。

　　吴文俊院士在拓扑学的示性类、示嵌类的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是拓扑学中的奠基性工作。国际拓扑学领域曾产生过几次影响深远的“地震”，其中一次即由吴文俊引起。多位菲尔兹奖获奖者，在自己成果为数不多的引用中都提到了他的方法。上个世纪70年代，年近60的吴文俊开始研究数学机械化问题，当前国际流行的主要符号计算软件都实现了吴文俊的算法。

　　就是这样一位数学界的“战略科学家”，当时经中国科学院推荐准备参评时，“文字材料并不是很厚，可能比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材料都要薄。”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吴文俊的学生高小山感慨。

　　得知自己获奖后，吴文俊院士依然很低调：“我个人领这个奖感觉到受之有愧，有很多人比我杰出，他们更应该获得这个奖。”他进一步说：“我们国家有很多成就突出的

　　科技人员，有些人的科研成果影响大，超出了学科范围，甚至超出了科技本身；有些人的成就是世界性的，他们的成果大大增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对于他们来说，某些奖项不

　　足以表达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对于他们成就的感激之情。对于这样的人，国家应当有一个综合的评定。所以，我理解国家最高科技奖有终身成就奖的意思。这与一些科技发达国家的奖项的设立也是接轨的。”

　　袁隆平院士也说：“获奖令我深感荣幸，可我更为国家设立这个大奖的英明举动高兴！”

　　设奖要少 规格要高

　　国家为什么要在上个世纪末进行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时，设立500万的国家最高奖呢？显然不仅仅是要制造“科学明星”。

　　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的刘燕美介绍说，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发明奖，80年代设立了国家科技进步奖，90年代又设立了国际科技合作奖。国家科技奖励为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科技进步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1986年第一次颁发科技进步奖时，当年奖励的项目达1761项，以后每年也有七八百项左右。”国家科技奖励的规范化、科学、公平、公正的评审制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逐渐地，大家都用奖励来作为衡量一个人、一个单位的贡献标准。因此，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科研人员评职称、评院士，甚至确定退休工资，都和奖励挂起钩来；有的人科研项目还没启动，首先就考虑报奖的排名问题；一些不法分子也以奖励的名义，趁机招摇撞骗……

　　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颁布以来就在酝酿的科技奖励制度改革，似乎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

　　1998年，科技部向国务院提交了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提出：应当加大对科技拔尖人才的奖励力度。

　　当时，国家科技奖励特等奖的奖金额度为10—20万，而1994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何梁何利基金奖的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奖金高达100万港币，远远超过了国家科技奖。

　　“我们期望科技奖励制度改革要能够突出对在一线工作的拔尖人才的奖励，一方面要能够真正改善科学家的个人生活，同时又能支持他继续推进科研事业。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规定，国家最高奖500万奖金中50万归个人，450万用于研究。”对于奖金的划分，刘燕美这样解释。

　　1999年7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批转《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方案》。从2000年开始，新设立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由国务院发布决定，由国家主席签发证书……

　　几分慎重 几分认可

　　仅有名义和形式上的“最高奖”还是不够的，评审的公平、公正和权威性，才是对最高奖最好的支撑。

　　推荐、初评、层层答辩、筛选、同行专家实地考察、汇报考察意见……“记得我们准备好答辩的演示文稿，去请吴先生修改时，他并没有提具体意见，只是说：‘这个事是重要的’，给我印象很深。”似乎是想起了吴先生郑重的表情，高小山露出了笑容，“如果只是和数学界的人竞争，吴先生的成果有相当高的创新度，获奖应该说没有什么悬念，然而和其他领域那么多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参评，我们并没有把握。”

　　刘燕美也透露了一个细节：“当时对袁隆平院士研究培育的杂交水稻的品质和口感受到了质疑，后来就现场煮了一锅饭请评委品尝……”

　　评审委员会除了严格实行专家轮换制度、回避制度外，还采取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最能体现最高奖分量的地方，就是评审专家的普遍认同，通过一次性投票，要求2/3以上评委通过才能获得最终认可。”刘燕美说。

　　无可置疑，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设立明显提高了社会对科学家、对科研事业的关注度。“有一次中央台的一个娱乐节目，其中一个问答题就是问当年最高奖的得主是谁，参加节目的小朋友自信地答出来了。”谈到这儿，刘燕美一脸的欣慰……

　　新的奖励制度还规定，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只设一、二等奖，每年获奖项目总数从原有的800多项减少到不超过400项。

　　新的奖励制度，诚挚地向每一位醉心于科研并有所成就的人致意，在这份敬意中，我们看到了科技在推动共和国不断前进的过程中独有的风采。

　　■延伸阅读

　　工人农民站上国家科技奖奖台

　　2007年，3名普通工人和农民首次站上国家科技奖的奖台，摘得3项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获得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3项科研成果分别是：上海宝钢股份宝钢分公司炼铁厂工人韩明明的“金属检测和自动除铁新技术”、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工人王洪军的“王洪军轿车钣金快速修复法”、河南滑县农民企业家李官奇的“利用大豆饼粕生产大豆蛋白质纤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