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留学归国科技人员群英谱

记者： 张显峰 李艳  来源：>>>  2008.12.22

　　 12月6日下午，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王辉耀在北青讲堂开讲《开放你的人生》。研究海归是这个“著名海归”近几年乐此不疲的工作之一。

　　2002年他被评为“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但在归国的十几年时间里，他一直用自己的经历和视角让更多人的重新认识海归，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归国的这个群体。

　　这实在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大多数不过三四十岁的年纪，却有中西文化的造诣，出身实验室，却能学以致用，与前辈们不同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选择以创业的方式来实现自身价值。我们权且称之为“改革开放第三代海归科学家”。

　　第一代，是以徐冠华、韦钰等为代表的80年代归国的优秀科学家；

　　第二代，是以谭铁牛等为代表的90年代归国的优秀科学家；

　　第三代———？让我们认识他们。

　　跳槽，我们离开“美利坚”

　　回国做一个实业和行业的先驱，一个技术程度从一开始就是国际领先的企业

　　2000年的圣诞节前夜，在收到同济大学和科技部的邀请后，万钢向他打拼了10年的奥迪公司递交了辞呈。

　　“我回来前没有先在国内签任何的工作合同，也没有任何公司开出高薪聘请我，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万钢曾经对媒体这样说。

　　触动他的，是同济大学老校长李国豪先生的一番话。

　　那还是在德国，李国豪去访问，他负责接待，李国豪对他说：“虽然你在奥迪工作得很不错，进入了一个高峰，但是人类的发展都是有高潮和低潮的，国内目前形势好，回国来做贡献，可能赢来更有意义的高峰。”

　　就在万钢向奥迪公司提出辞职申请之时，美国硅谷，一群从事电子通讯工作的中国年轻人，聚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谈起中国电子通讯业“有机无芯”的现状，大家感慨万千。这其中以武平、陈大同、冀晋、范仁勇四个人反应最为激烈。

　　武平先后在瑞士和美国从事IC设计工作和领导工作，拥有多项IC设计专利，曾领导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单片GSM/GPRS/EDGE手机基带芯片；

　　陈大同在清华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到美国伊利诺和斯坦福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其时已是美国一家上市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担任技术副总裁；

　　冀晋担任过美国SmartASIC公司的专用集成电路(ASIC)设计经理，拥有数字信号处理和ASIC设计的丰富经验；

　　范仁勇是美国Luxxon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资深设计主任，在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和产品化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这四个人有着相似的背景，又都是在硅谷集成电路业界工作的好友，深为中国电子通讯芯片业的现状感到不安。多次深谈之后，他们决定：回国“做一个实业和行业的先驱，在中国做一个技术程度从一开始就是国际领先的企业”。

　　2001年7月，武平率同37位海归跨洋过海，集体从硅谷回到中国，在上海张江科技园成立了展讯通信（上海）有限公司。

　　当武平他们回到上海，在张江畔，过着一日三餐方便面的创业生活时，同样曾在硅谷搞集成电路开发的邓中翰，已经在北京中关村大干了一年多。

　　这个1968年出生的小伙子，在美国获得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物理学硕士3个学位，成为伯克利大学建校130年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三学科的学者。他曾经在硅谷创立集成电路公司Pixim，市值很快达到1.5亿美元。

　　对于回国创业的真实原因，他说：“我们这些人，当初出去就是为了回来的。”

　　“出去就是为了回来”的邓中翰在经历了多次接洽后终于决定回国，“那个念头来得如此迅猛和强烈，让人难以招架，渴求得让人心悸，现在好像没有机会去体味那种激情了，有点怀念”，多年后回忆起这个重要转折时，他的表达显得颇为感性。

　　1999年10月，邓中翰作为留美华人代表归国参加新中国50周年大庆典礼，受到胡锦涛、李岚清的接见。当天下午，邓中翰邀请同伴登了一趟长城，结果回来之后，他决定不回硅谷了。当月，他的“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在中关村注册成立。

　　回国，让中国改变世界

　　与前几代归国的科学家不同，他们大多成团队回来，以创业实现自己的价值

　　万钢回国后，德国奔驰公司研发部副总裁科勒教授看望过他几次。第一次看到他研发条件非常简陋，表示不解：“你为什么要回来？”第二次来时，看法已经有所改变：“你们的起步还是很快的。”到了第三次来时，科勒表示出了极大的惊讶：“按照这样的速度，你们很快就可以赶上我们。”

　　作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万钢带领团队研发出了“超越”系列燃料电池汽车，筹备建设了中国第一个汽车风洞中心。

　　而他本人在短短7年时间里，从普通教授做起，历任工程中心主任、院长、大学副校长（主持工作）、校长，现在成了科技部的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邓中翰在中关村注册成立“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后任董事长，领导研发“星光”系列“中国芯”。6年后，他领导开发设计的“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成功占领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市场份额的60%%以上，位居世界第一；全球的电脑摄像头中，每10个中就至少有6个是采用中星微电子公司的产品。这一年，中星微电子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这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中真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第一次登陆纳斯达克。

　　“中星微”的出现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人们喜欢自豪地用“中国芯”来描述“中星微”和邓中翰做出的巨大成绩。

　　而另一个令国人扬眉吐气的“中国芯”则是武平团队创造的。2004年8月的一天，武平和陈大同来到科技日报编辑部找到总编辑，掏出一堆材料，不善言辞的他们笨拙地“推销”着自己的成就：“我就是想告诉世界，中国人成功了。”

　　展讯通信公司成立后的几年里，武平和他的伙伴们遇到了一次次的坎坷———资金短缺、技术攻关、市场开拓……，最终，全球首颗TD-SCDMA3G手机核心芯片在展讯的诞生，让中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移动通讯标准。实现了移动通讯终端核心技术的全面突破，欧美对手不得不纷纷加大投入追赶。

　　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有一本著名的著作《西学东渐记》，这本书影响了后来的诸多留学生。容闳的一生贯穿一个理念———“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与前几代归国的科学家不同，因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产业的需求，新世纪海归科学家大多以创业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成团队建制回来，在国内逐渐开辟新兴的产业领地。

　　从最初的互联网和IT领域为代表的新经济，到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环保等诸多领域全面开花，新世纪的海归，归国创业带动了新的产业，改变了整个中国的产业状态，进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田溯宁、丁健创建亚信，将互联网带到中国；张朝阳、茅道临创建中国大陆第一代门户网站，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李彦宏开创领先世界的搜索引擎，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信息利用效率；邓中翰带领的中星微及武平带领的展讯，分别打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芯”等等。

　　是海归推动了祖国的发展，还是祖国的变革成就了海归的成功？这几乎是一个难分伯仲的答案。

　　新世纪归国的科学家中，有些人的名字已是家喻户晓，成为年轻人追求的典范，比如邓中翰、丁磊、张亚勤；他们创办或领导的企业早已成为中国新经济的主流，比如搜狐、新浪、网易、中星微电子、百度、盛大、展讯、尚德、东软、启明星辰……更多的人在各自小小的领域做不为大多数人知晓的努力。

　　尤其是在我国做出自主创新战略决定之后，掀起了新的一轮归国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一份调研资料显示，截至到今年10月，参与创业的留学人员近10万人，以留学人员名义在国内注册创办的企业大约2万多家，而2000年，只有1万人。

　　而中国在欧美股市上市的高科技公司，绝大部分是由留学人员创办，带到海外上市的。仅在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就有几十家留学人员创办的上市企业，市值高达几百亿美元。留学人员在海外上市企业为国内带回了国际先进的技术和人才，也带回了国际资本和新的机制，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楷模和生力军。

　　“海鸥”，开放时代下的新海归群体

　　从强调“回国服务”到“为国服务”，从强调“人的回归”到“才的回归”

　　最近几年，海外留学人员中出现了这样一群人：频繁往来于国内和海外，他们往往业务上跨越东西方，或是一家两国，他们不一定身在国内，但却成为中国国际化的先头部队。王辉耀将他们称之为“海鸥”。

　　北京昌平远郊，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一栋砖红色楼宇位于其中。由于人烟稀少，显得空旷宁静。

　　这里是生命科学领域优秀海归科学家的聚集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在。2005年年底，由国家批准建立、正式挂牌。但这里的两位所长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全职领导。

　　所长王晓东，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家，是中国留美学生中唯一一位在美国本土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人，也是目前为止该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在国际著名的《细胞》杂志上共发表过十多篇论文。他与耶鲁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家邓兴旺博士同被选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他们致力于探索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中国发展的科研运作机制，帮助研究所在北美广泛宣传，招聘人才，同时每年去全国知名高校作宣传、讲学，为国家招揽更多海外人才，但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彻底归国的海归。

　　“我个人认为中国海鸥群体将会扩大，而且在今后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的回归方式，”王辉耀说，“这也符合国际上的最新研究，即全球人才流动趋势正在从人才外流到人才回归到人才环流。”

　　但这样解放的观念，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它有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烙印。

　　早期，我们以“叛国”的心态对待留学不归人员，后来国家政策明示留学人员“来去自由”，而2007年2月，国家新出台的《关于建立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绿色通道的意见》，再一次重申，“对暂时无法回国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鼓励他们通过兼职、开展合作研究等各种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做到不求所在，但求所用”。

　　“从强调‘回国服务’演变到同时强调‘为国服务’，从强调‘人的回归’演变到也同时强调‘才的回归’，在实践中和事实上，海鸥形态的存在已成为吸引海外人才归来（质变为海归）的一种重要方式。”王辉耀说。

　　事实上，正因如此，海鸥这一特殊群体才成为中国崛起大格局的潜在基础。

　　微软的几个不同时期的领头人都是海鸥式人物。如高群耀、李开复和张亚勤等。

　　李开复回国主持并创建了微软中国研究院（后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后任Google中国区总裁，与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合作，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国，推动了中国技术创新，并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张亚勤作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领军人物，是数字影像和视频技术、多媒体通讯及网络领域的世界级专家，他指出，其梦想是“让中国‘智’造慧及全球”，其责任是“带动国内的产业，扶持国内的公司，和中国的信息产业一起发展”，为中国信息产业与微软的共赢贡献了力量。

　　在美国加州创办了美国电子材料公司的张海明曾应邀成为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的海外列席代表。对此，他认为：人无南北，地无西东，只要心系祖国，“心归”重于“人归”。

　　而王晓东则认为，在生命科学等前沿科学领域，彻底回国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让他们留在国外及时向国内传递科学前沿信息，可能更有助于中国追赶世界科学前沿。

　　正如印度前总理拉•甘地所说：“即使一个印度科学家、工程师或者医生在50岁或60岁回国，我们也并没有失去他们。我们把这种人才外流看成正在积攒利息、等待印度提取的‘智慧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