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世镇（资深院士）

    我在1952年中山大学医学院校毕业时，正值“抗美援朝”，服从组织分配，到部队医科大学工作。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已有26年教龄，时年53岁，还是中级职称的一位讲师。最令人困惑的，参加革命工作26年，我还是一名政治身份不明确的人员。
　　为什么说身份不明？缘由是：在日军暴行罊竹难书、侵略铁蹄践踏中华大地之际，作为一名血气方刚，还在高中读书的18岁青年，我于1944年，在广东省梅县（国民党统治地区），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救国的青年军，担任过一年多上士军阶的士兵。1945年日本投降了，我1946年退伍复员，就读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六年制），毕业后分配到部队的军医大学，先后在南昌和重庆，一直从事人体解剖学教学工作。
　　改革开放前，政治路线和口号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那些日子里，政治运动频繁，在那片天空上，变幻莫测，既有艳阳高照，也有阴霾遮天，甚至是狂风暴雨。在阳光照耀的日子里，只要我做到了敬业爱岗，实干肯干，就能经常得到学生们的表扬、组织上的信任；在和平的日子里，我记过3次三等军功；就在政治审查环节，也曾下过政治历史清楚，作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处理的结论。但是，每到政治运动来临时，则风云突变。一搞政治运动，我就在劫难逃。由于出身不好，按照“文革”造反派“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逻辑，出身不好的人，似乎在娘胎里注定就是反动分子；原先的“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也随着运动的高涨，升级为“国民党残渣余孽，历史反革命分子”；在登峰造极的时刻，还可以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扣过“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虽然，政治运动高潮过去了，既查不出什么新问题，又不告诉你究竟有什么新结论。就算是狂风暴雨逐渐过去了，还是阴雨连绵，我继续享受了3至4 年的，先是“监督劳动”，后是“控制使用”的待遇；就连借调到外地去教学时、原先印刷有“×××同志”字样的介绍信纸上，也要将“同志”两字涂抹掉。
　　改革开放是春风、像春雷，吹绿了神州大地，震撼着祖国山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1978年，我有幸调入了广州第一军医大学（2004年奉命改制后，现称南方医科大学）。在这块沃土上，我看到了灿烂的蓝天，当年的赵云宏校长，不仅于1979年将我提升为副教授，还出人意料之外地，任命我
    为解剖学教研室主任。为什么是出人意外？在部队院校里，居然让一个有过政治历史问题，又不是共产党员的人担任教研室主任，也算是“敢吃螃蟹”的冒险家，领导者要担当巨大的风险。因为，经历过惊心动魄“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的人们，都还心有余悸。如果没有“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政策，有谁敢于做出，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积极性的决定。正是这个教研室主任职务，我才有基层的学术决策权，有权力为学科选定与时俱进的研究方向，有机会创办并主编新的学术园地，有办法带出一支活跃的学术队伍，成长为现代临床解剖学专家、医用生物力学专家、数字化人体和中国数字医学的倡导者。
    以上，是我个人亲自经历过和亲自看到过的，改革开放前后的两片不同的天空。有了改革开放这个英明的决策，我们这一批老知识分子，才有可能报效国家，才有可能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要知道，自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山大学医学院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共青团）年级的支部书记时、在批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在审干有了“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结论等关键时刻，我曾经三次申请入党，都没有下文。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阳光普照的天空下，“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为广大科技人员提供了用武之地。我才有可能于1981年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9年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0年评为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1996年评为总后勤部科技一代名师，1997年得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