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晚，电话传来朱建士院士去世的噩耗，我感到非常震惊，实在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几天前我们还一起在重庆开学术会议，后来他感到不适，经医院及时诊断，他的肺部和胆囊有炎症，在当地对症下药之后，即回院里住院治疗。我们在宿舍楼前告别，期间还通过几次电话，他告诉我感觉好多了。怎么会……。
    得知噩耗之后，心情无法平静，彻夜难眠。50多年来我们一起工作、奋斗的经历和结下的友谊，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1958年，他从北大、我从复旦毕业，我们一起向邓稼先主任报到。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超声速流与冲击波”，这是钱三强部长从苏联带来俄译本，全国就此一本。为了能人手一册，我们就刻蜡板，自己动手印刷、装订。在大学他学的是流体力学专业，读这本书比我们方便得多，所以有时就当起老邓的“助教”。
    1960年，在我们正式设计原子弹之前，为了摸索、掌握设计必要的技术，领导决定先对苏联专家提供的教学模型进行试算。实际上，这个资料给出的只是边界条件和答案，而物理方程、参数、计算方法都得靠自己去寻求和建立。当时的工作条件很差，计算用的工具只有手摇计算机，朱建士是这一计算和分析任务的主力。在计算的初始阶段，工作进展很顺利，但算到某一关键位置时，计算结果与答案相差一倍。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使人相信我们有能力设计自己的原子弹。当时已调入所内的物理学家、力学家、数学家经常开会研讨，从不同角度纷纷对计算结果提出质疑，而承担计算的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则努力解释自己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建士因为是计算的主力，所以也就成了每次答辩的主角。在采纳专家们提出的改进意见之后，我们又得重新计算一遍，每次日以继夜的计算得花十天至两周时间。参加计算的同志，八小时摇计算机，八小时把几千个计算结果画在大张坐标纸上，然后进行分析。这样的计算先后进行了九次，历时半年左右，但每次的计算结果都大同小异。后来周光召同志从第一原理出发，论证了苏联专家的数据不对，从而间接肯定我们计算的正确。通过九次计算的磨练，使我们对原子弹的力学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也掌握了相关的设计和计算技术。而以建士为代表的一批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很快成了原子弹力学设计的骨干。
    1962年底，随着我国自行设计的原子弹理论方案的完成，理论部领导挑选一些骨干去221厂，配合实验、工程、生产部门工作。建士等三位是先遣队。他们深入到实验、生产现场，了解第一手材料，很出色地完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逐渐成长为既懂理论又熟悉实验、生产实际的专家，不仅为保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突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日后设计更先进的核装置夯实了必要的技术基础。1964年，建士作为理论科技人员的唯一代表，到核试验现场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有关工作。
    60年代后期，我们陆续从221厂返回理论部，我和建士仍分配在同一个研究室工作。期间为解决小型化核武器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俩又同赴221厂参加“学习班”和随后的作业队，在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和工作环境下，大家排除各种干扰，跟随于敏同志深入实验、生产第一线，与实验人员共同磋商，终于形成了一个更为合理的方案，经过多次爆轰实验的校核，确认比较圆满地解决了问题，最后得到核试验的成功验证。
    70至80年代，建士主要负责设计一种具有特种性能的“初级”。后来又主持设计为中子弹配套的“初级”， 爆轰实验和核试验的结果都很理想，为我国突破和掌握中子弹技术作出了贡献。
    80年代后期，建士担任研究所的副总师，负责一种新构型“初级”的理论设计，此时我先在所里后在院里主管这项研究。那时国际上禁核试的风声愈来愈紧，我们决心要抢在禁核试到来之前拿到这一成果，全院上下都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工作。在这一阶段我们俩人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不仅要求他把好理论设计关，而且还经常请他一起设计和分析实验结果。我们常在一起商议，两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看法都非常一致，一拍即合。这就大大有助于各级领导及时果断地作出判断和决策。在大家的努力下，这个新构型“初级”经受了多次核试验的考核，结果都比较理想。这一阶段，建士几乎参加了每一次爆轰实验和核试验，为这一成果的获得注入了极大的心血。新构型“初级”的研究成功，为我国自卫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增添了新的活力。这一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建士作为主要完成人和他杰出的贡献，理所当然地名列前茅。
    2000年之后，建士在中国工程院担任过能源和矿业学部主任和主席团成员。他办事公正、负责，获得院士们的信任和支持。我曾有幸参加过他领导的一项咨询课题，他非常认真负责和投入，亲自提出数值模拟模型，经过计算，给出了非常清晰明了的结论，受到大家的好评，为工程院领导的决策提供了宝贵的咨询意见。他非常重视和关心我国高级工程科技人员的培养。在工程院的研讨会上，多次提出改进和推进科研院所与大学合作培养的机制和措施建议，并在我院研究生部试点推行。
    半个世纪以来，核武器事业把我和建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艰苦的奋斗历程，也一起共享过成功的喜悦和荣誉。我们俩一起向稼先报到，一起动手刻蜡纸、印讲义，一起去221厂，一起提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一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起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我为有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战友而感到荣幸，工作中时时受到鼓舞而勇气倍增。
    建士走了！他真的走了！我为失去一位挚友而悲痛，也为我们事业失去一位卓越人才而惋惜。但我坚信，他为我们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远铭刻在我院历史的丰碑上，他对事业的忠诚和优秀的品质将会永远鼓励后来者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