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
张光斗院士自述
来源:系统管理员   发表时间:200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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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水电工程专家。1912年5月1日生于江苏常熟。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35年、1936年分别获美国加州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水电部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并兼任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水利水电工程的教学和设计科研方面作出了系统的、创造性贡献,编写了《水工建筑物》教材及专著,写出了新安江水电站、丰满水电站等水力学试验研究报告和响洪甸拱坝、流溪河拱坝等结构试验实验报告,以及新坝型腹拱坝、拱坝地质力学模型。负责设计密云水库、青石岭水电站、渔水溪水电站等,参加了黄河和长江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工作,如葛洲坝工程、丹江口工程、三门峡工程、小浪底工程、二滩水电站、李家峡水电站、龙滩水电站、三峡工程等。获1980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和二等奖各一项。
    1912年5月,我生于江苏省常熟县鹿苑镇的一个贫寒家庭。父亲是福山镇海关的小职员,靠微薄薪金供养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我在本镇晋安完全小学毕业时,大哥当了小学教师,二哥、三哥当了商店学徒,都有收入。因我读书成绩好,全家决定节衣缩食,送我升学。1924年到上海考取了乙商职校和交通大学附小。考虑到将来当工程师出路好、待遇高,全家决定送我上交大附小。我感到家中供我上学不易,刻苦用功,成绩优良。家中虽经济困难,但欲罢不能,终于供我读完了大学,我很感激家庭。
    在鹿苑上小学时,为了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参加示威游行,抵制日货。到上海上学时,参加“五卅惨案”等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曾两次去南京请愿抗日,被国民党军警殴打。我在青少年时期,看到帝国主义侵略,军阀内战不息,国家有亡国的危险,激发了爱国热情,矢志报国。大学期间,顾德欢同学鉴于国民党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动员我学习《资本论》,参加革命斗争。我家庭观念深,觉悟不高,选择了“工业救国”的道路,当然是无效的,迄今愧疚。
    1934年,我考取了清华公费留美生,学习水利工程。出国前到全国各水利机构和工地实习,看到国家贫穷,人民生活困苦,激发了建设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35年去美国加州大学学习灌溉工程,得硕士学位。1936年,为了加强科学理论基础,去美国哈佛大学师从威斯托茄特教授,学习工程力学,得硕士学位。导师鼓励我攻读博士学位,给予丰厚的奖学金。“七七事变”后,我爱国心切,辞谢导师的挽留,弃学回国,参加抗战工作,这一抉择迄今无悔。
    1937年冬,到资源委员会龙溪河水电工程处,后来又到襄渡河水电工程处,修建水电站,供电给兵工厂。这些虽是小型水电站,但工作条件很困难,生活艰苦,能为抗战做些工作,心情是舒畅的。当时感到缺乏工程经验。为了抗战胜利后,进行大型水电站建设。1943年,我被资源委员会派往美国坦河流域局和垦务局当实习工程师,学习设计、施工。期间,我在工地向工人学习施工技术,深感理论必须联系实践,工程师必须与工人结合。
    1943年在美国方吞那大坝工地上,遇到了过去在美国垦务局实习时认识的国际大坝权威萨凡奇博士。他说1944年将去印度顾问大坝工程。我请他去我国帮助水电建设,他表示如中国政府邀请,他愿意去。我向资源委员会报告后,国民党政府发出邀请,萨凡奇应邀来中国顾问水电建设。他回美国后函告我,他去了三峡地址,认为水电地址优越,美国政府答应贷款给中国,帮助建设三峡工程。并已商定由美国垦务局帮助设计三峡工程。这出于我预料之外,因为原意请他来华顾问正在进行勘测设计的一些大中型水电站,而结果还搞了超大型的三峡工程。1945年,资源委员会命我回国参加三峡工程勘测规划工作,我三次上书资委会领导,建议不要搞三峡工程,因工程过大,难以实现。即使建成,也无力用其巨量电能。更严重的是,美国掌握了三峡工程,将控制我国经济,有损国权。三封信都遭驳斥,令我遵命回国。出于无奈,我只能回国,在全国水电总处参加三峡工程工作。后来国民党政府战败,三峡工程工作被迫停止,我深感庆幸。这件事是由于我建议邀请萨凡奇博士引起的,虽非我本意,但感到内疚。所幸的是在这一段时间,水电总处勘测了许多水电地址,收集了大量资料,并兴建了上硐和古田溪两个水电站,为今后水电建设作了准备。
    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全国将解放。水电总处总工程师美国人柯登拉我去美国,说可以代办去美手续和机票,全家去美。我告以作为中国人,应在中国工作,辞谢了。在台湾的几位同学要我去台,已代找好工作和住房。我答以过去没有听顾德欢的劝告,现在共产党来了,我不走了。资委会电业处通知水电总处把档案和水电资料装箱送资委会,转运台湾。我掌管水电资料,因已决定等待解放,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把假资料装箱送资委会,把真资料转入地下,在解放后交给共产党。这一抉择,我做对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因水电建设尚未发展,我请假到清华大学任教,从此,就在学校工作。这又是很好的抉择,我参加了创建水工建筑专业,创立了水工结构和水电站学科体系,开讲了水工结构课,编写了水工教材,出版了水工专著,主持水工和结构实验室建设,进行课程设计、生产实习、真刀真枪毕业设计等教学环节,培养大量水利水电科技人才。同时我参加了黄河、长江和其他河流上许多水利水电工程。我有机会全力为水利水电工程教学和建设工作,向同事、学生、工人和实践学习,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工作,深感庆幸。我也认识到,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才能有所作为。我热爱水利水电教学和建设工作,决心学到老,工作到老,改造到老。
    我负责设计密云水库、渔子溪水电站和人民胜利渠渠首工程,参加葛洲坝工程等设计,有所创新。我促进三峡工程建设,认为已作了大量勘测、规划、设计工作,防洪、发电、航运等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科学技术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库区人民生活艰苦,开发性移民后,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当然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及其他措施,使不利影响减至最少。为此,我积极建议三峡工程早日兴建。以上这些工作,都是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但是,对于黄河三门峡工程,我一向主张泄洪冲沙,防止水库淤积,坚持要保留导流廊道畅通。但后来却参加了导流廊道的封堵,造成水库淤积,危及关中平原,必须重新打开导流廊道,增建冲沙泄洪隧洞,减少水电装机容量。我深感内疚,看来要坚持正确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
    我国洪涝灾害严重,而水资源紧缺,水能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内河航运也待进一步开发。水利建设为经济建设的基础,我上书党中央,建议把水利作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得到中央领导采纳,决定把水利作为基础产业,重点发展。但要做到真正落实,尚需努力。
    “科教兴国”是基本国策,坚决拥护。为此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教,对引进技术和设备要进行消化、吸收、创新,同时抓紧进行研究、开发、中间试验,双路并进,发展生产力。科教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为经济建设培养人才,出科技成果。这是党中央的方针。但目前两者结合得不密切,我竭力呼吁贯彻党中央“科教兴国”的国策,需要全社会努力。
    回顾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感到人要有点精神,必须有坚定的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振兴国家的精神。必须艰苦奋斗,还要抓住机遇,在人生过程中作出正确的抉择。作为工程师和教师,必须有宽广扎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理论联系实践,不断继续学习;还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坚持原则;要有集体主义精神,能与人合作,向人学习。我由于认识不足,又不够努力,在以上各个方面,做得很差,这不是自谦,而是肺腑之言。但为时已晚,只有继续努力,弥补于万一。愿把自己的认识,贡献给来者。
(转自《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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